企业型政府的语义阐释及其界说

“企业型政府” ,或称“企业家政府”、“企业性政府”和“企业家精神政府” ,是近几年行政改革和学科研究领域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 ,有学者甚至将其作为取代官僚制、建立政府新范式的代名词。然而 ,人们对其语义的理解和概念的确立很不一致 ,而且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源头入手 ,分析西方学者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各种阐释 ,梳理它们在本质意义上与“企业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并就“企业型政府”的意涵进行约定和界说     

试论公共管理的新对策:企业型政府

现代公共管理面临的环境较以往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公共部门若要实现管理目标,求得组织的生存、发展与繁荣,便要不断地创新。公共管理创新涉及多个层面,其中公共管理的策略与技术也要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共管理的目标。本文主要是探讨一下现代公共管理中企业型政府的策略。认为这种新的策略有其自身的优势也有其局限,因此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对这一点应有清醒的认识,在策略的选择上也要充分考虑到策略的配套与综合运用。     

“企业型政府”的运作模式再反思

企业型政府是当代西方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government)核心理念,也是实践的主导方向之一。在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人们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很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再反思。     

企业型政府的局限分析

企业型政府是西方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来改造政府。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本文从企业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两方面进行局限分析。     

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诘难

企业型政府作为当下行政改革的一种模式,因其致力于顾客服务、降低成本、推进创新的价值追求,受到了实际工作部门的青睐。然而在理论界这一改革实践和主张却受到诸多诘难: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存在巨大差异,不能将企业管理理论移植于行政管理;以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行政改革的理论基础缺乏科学性、可靠性;管理主义技术属性的追求易于导致相应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市场化取向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崇拜导致行政价值的偏离;将公民称作顾客,降低了其应有的政治地位;改革的举措和手段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基本规律,等等。以上观点存在这种或那样的偏见,应当认真加以辨析。     

政府改革的方向——建设企业型政府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引进企业管理理念,向企业学习,建立以"讲学习、讲效率、讲服务、讲诚信"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型政府,既能够适应我国加入WTO后政府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又能够提升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水平,是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的有益尝试,是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方向。 "政府再造"是世界各国现代行政管理改革的历史潮流。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讯传播的快速推进,大量多元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管理面临机构膨胀、人员过     

新公共管理中公共组织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浪潮中的政府再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矫治了官僚制规模庞大、权力集中和垄断等痼疾,但并不能摈弃官僚制。政府官僚制仍将在政府掌舵职能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共危机与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由此也提出了对以增强行政组织机构快速反应能力为特点的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我国发生公共危机尤其诱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存在缺陷。要应对危机中对于快速应变能力的要求,我国政府治理必须适应新形势,以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政府治理理念重塑基础上的“新公共预算决策”

本文从新时期我国政府治理理念重塑的必要性入手,对政府治理理念重塑 的内涵"以公众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在此基础之 上,运用公共预算决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从权力、信息、决策模式出发,建构了"新公共预 算决策"这一全新的理念。     

论公共政府的伦理精神

公共政府的产生依据及其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其必须拥有一种价值依归,包括最核心的公正精神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的伦理精神。公共政府伦理精神的构建和弘扬是现代政治生活和谐有序的根本保证,而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和政治道德的制度化的双向互动及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管理和训练是塑造公共政府伦理精神的重要途径。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科学界定

通过比较管理与服务、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私人服务与公共服务、政府服务与公共服务这一系列的概念 ,文章认为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相互并列、且又不同的一种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府职能会发生转变 ,但这种转变只是职能重心的位移 ,而不是彼此的替代。文章最后指出 ,对这两种职能的混淆是当前中国公共服务领域诸多问题的基础性原因。     

政府再造的财政意蕴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再造理论意蕴深远,从组织再造、公共服务绩效改善到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更新等,其主旨是将企业家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建立弹性化的、具有应变力和新精神的政府组织,藉以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政府再造的理论对于各国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化预算、新绩效基础预算等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方法,可为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思路,进而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建立与完善。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论政府公共警告的立法构造

政府公共警告是一种应对消费风险的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目前,我国尚未有关于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警告的社会功效,就要确保政府公共警告法制的统一,并在立法中合理确定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明确政府公共警告的排除范围。     

从公共危机看服务型政府

在公共危机状态下,人们希冀政府的帮助,当政府积极作为时此呼声却更强烈.因为此种政府行为的确是公民在困难情境中的"双刃剑".服务型政府的服务职能的界限是不能以服务的积极行为为借口干涉公民私权的,服务方式不是强制地要公民被动地接受,政府服务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强调服务型政府的民本思想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宗旨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政府与公共产品

传统理论认为市场不能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所以需要政府介入 ,但是实践中政府全面垄断公共产品 ,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 ,不仅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 ,也带来了财政危机。因此 ,有必要探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到底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 ,以及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只有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本文就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和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思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服务型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试论公共安全与政府信息公开——以应对社会突发事件为维度

近年来 ,日益增多的社会突发事件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而传统的社会管理机制在应对此类事件中已是力不从心。建立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通过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实行信息自由来减少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冲击 ,因此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在我国 ,由于信息公开制度还处在起步阶段 ,所以急需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