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和廉洁政府建设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网络政治参与——出现并不断扩大,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形态主要有网络舆论、网络社团、网络政治人及其精英等,广泛的网络政治参与对廉洁政府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作用。首先,网络政治参与克服了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中的弱点,为监督机构充分履行遏制腐败的责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成为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监督形式。其次,网络政治参与简化了反腐程序,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改善了整个社会反腐的文化观念氛围。最后,网络政治参与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促进了廉政制度建设。     

网络时代的“扒粪运动”——网络反腐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作为"扒粪运动"的网络注脚,网络反腐在继承推进社会进步精神实质的同时,以其公众参与性、媒介多元化的特质创新着"扒粪"的现代表达。而作为政治与社会"合围"的结果,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的广泛参与、政府的宽容对待,使得公共话语权得到重新分配,虚拟公共领域快速成长,扮演信息供给者与舆论生产者的网民奠定了网络反腐的群众基础。然而,面对网络反腐的"双刃剑"效应,加强基础性、基本性制度建设和当事人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加快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创造宽松的舆论制度环境等,仍然是保持其生命力的有效的制度选择。     

党风廉政建设下网络反腐的效应分析

中国廉政建设正在打上互联网的烙印,网络反腐已成为推进廉政建设的一个有力杠杆。在廉政建设中,网络反腐从推进廉政教育、促进廉政立法和改进廉政制度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针对网络反腐存在的监督深度有限、监控力度薄弱和腐败利益重组等问题,完善反腐倡廉网络监督制度建设的对策在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重视网络反腐;增强公民反腐意识,培养高素质反腐群体;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完善反腐法律体系。     

浅析我国当前网络舆论监督——以反腐败为例

21世纪人们完全进入了信息社会,大量网民开始关注我国政治发展,影响力大的反映在反腐问题上。但是,看到网络反腐取得的成绩时,也应该看到不足之处。为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反腐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如下: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保障公民的监督权利;加强传统反腐形式与新型反腐形式的融合;加强政府政务和官员财产信息的公开;加强传统媒体和网络监督反腐舆论的融合,发挥传统媒体的主流和引导作用;加强网民的责任意识,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     

网络反腐的深层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反腐"作为反腐的"神兵利器",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倒逼"力量,为中国反腐倡廉带来正能量,有利于揭露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营造预防腐败和防止腐败扩散的氛围,加强官员和公民的廉洁自律。但是网络反腐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缺乏一定的理性、具有偶然性、缺乏代表性、缺乏隐秘性等困境,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立法、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健全网络反腐机制、增强网民道德自律,这样才能把网络反腐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心工程。     

我国网络反腐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看到,虽然当前我国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民众缺乏举报的动力、民众发现腐败行为的难度大、网络舆论的压力强度有限及官方反腐败机构回应的自主性强等四个方面。为了摆脱网络反腐的困境,提高网络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网络反腐的激励机制、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衔接机制、民间反腐与官方反腐的合作机制、网络与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联动机制以及政府对舆情民意的回应机制。     

网络反腐的现状和制度化探索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致命风险,在我们党狠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网络反腐也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了反腐败的舞台。网络反腐以其开放性、便捷性、安全性等优势弥补了传统反腐的不足,促进了我国反腐工作的发展,同时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反腐也存在着很多弊端。因此推动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实现网络反腐与传统制度反腐的优势互补,是网络反腐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对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提出我国网络反腐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蚊刃剑,对政治稳定产生双重影响:既可能缓解政治冲突,促进政治稳定;也可能激化政治冲突,解构政治秩序.因此,在网络时代,在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拓宽的情况下,促进政治稳定的关键是:政府和公民要充分利用好网络媒介,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作为政府,应积极利用和调控网络,与公民良性互动;作为公民,应增强参政理性和参政能力,提高参政质量.     

网络反腐倒逼反腐制度创新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促成了网络反腐的勃兴,网络也日益成为监督政府反对腐败的重要手段,改变着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态,通过网络媒体曝光的一些腐败事件正在拷问制度反腐的底线。一、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的倒逼动力为改变滋生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和结构,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了"国法"和"党纪"两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但     

事实与规范之间:网络反腐有效性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权力反腐形成呼应之势,合力形成新时期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战略格局。以哈贝马斯的"言语有效性"为衡量标准,网络反腐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网络暴力、信息真假难辨、实践运行缺乏制度支撑等问题,其本质在于没有充分满足言语的正当性、真诚性或真实性条件。因此,为有效提升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应以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话语论证缓冲集体非理性,在网络反腐领域中充分满足言语有效性条件,同时公共领域对国家权力的影响需要制度规范,确保网络反腐良性发展。     

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对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

思想文化对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是无形而又深刻的,封建残余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消极腐朽的理念意识,在廉政制度执行的依据、主体、监督、环境等要素环节中制约着执行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观念、人治大于法治的官僚主义、奴性思维下的顺民心理及注重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等,因此,要积极吸取国内外优秀廉政建设成果,用以构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在廉政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中要注重发挥廉政文化的积极影响,通过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从而不断提升廉政制度的执行力,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     

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方式方法的探索

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宣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反腐倡廉宣传的方式方法虽然对于反腐倡廉宣传的全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条件下对反腐倡廉宣传的内容表现和任务完成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要科学运用反腐倡廉宣传的方式方法，准确把握其规律，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反腐倡廉宣传工作，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党90年来的反腐倡廉历程是一个从命令反腐到运动反腐再到制度反腐的演进过程，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制定了以宪法为依据的一整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以党章为依据的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在实体法、程序法、制度层面。尤其是财产申报制度上，尚存在一定差距。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真正建成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网络反腐的功能缺陷与完善理路

网络反腐是信息时代新技术在政治生活特别是反腐倡廉领域中的运用。作为反腐新形式和新载体,网络反腐已呈现出效果初显、个性鲜明、势头正兴、期待较高的新态势。与此同时,受拘于主体的认知度、要件的完备性、机制的成熟度和短暂的实践期,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反腐也存在着缺陷。解决问题的关键路径: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科学、全面、准确定位,即网络反腐是网络民主和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而不是网上反腐与利用网络反腐;网络反腐是反腐倡廉体系的有机部分和新生长点,而不是对既有体系的取代和颠覆。二是在实践操作上,应为网络反腐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与技术支持,构建契合网络民主真义、体现网络机理特征的网络反腐机制。     

胡锦涛同志反腐倡廉建设思想学习札记

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理论建设日渐成熟,其主要标志是胡锦涛同志发表的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重要讲话。胡锦涛反腐倡廉建设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十个方面,一是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命题;二是作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科学判断;三是提出“十六字”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四是提出“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五是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反腐倡廉总体思路;六是提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七是提出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八是提出全党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九是提出要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十是提出要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胡锦涛同志反腐倡廉建设思想是一个完整体系,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指针。     

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的特点、功能及意义

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以先进的廉政法律制度为基础、廉政法律思想为核心、廉政法律组织实施机构为保障的廉政法律文化有机体，从根本上反映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充分的人民性、深厚的民族性和历史传承性以及广阔的开放性特点，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导向、教育、监督和惩恶的重要功能。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实践探索及其成效经验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仅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导向和防止利益冲突的路径方向,不断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着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发生,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运动和权力反腐败向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败的转型．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构建范式及理论基点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是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范式诠释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外在影响因素,揭示了腐败行为产生于权力运行主体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点。人本管理理论、发展生态理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等蕴含丰富的廉政风险防控思想,是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依据。要不断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探索以预防为核心、适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模式,推进风险防控的理论研究,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削弱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绩效的因素及对策

在制度反腐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情况,直接体现为高校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制度绩效的视角来看,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反腐倡廉制度对高校权力制约的不足与外部环境的不良诱惑共同作用降低了制度执行力,进而导致制度功能丧失或低效。因此,要提升反腐倡廉制度绩效需要以体系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以权力制约为核心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以廉洁文化为主题营造反腐倡廉制度运行的良好环境。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