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责任与人权保障的契合——行政补偿制度逻辑视角的转换

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保障公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国家必须对公民的财产权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尊重.同时,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义务,私有财产权又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协调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与社会公共福利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着眼点就落在了行政补偿制度上.行政补偿制度应当界定为一种国家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使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保持合理合法的状态.     

论我国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对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从总体上看是有缺陷的。为了完善对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必须在宪法中确认公民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原则,将宪法财产权保障条款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注意协调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与财产权社会性原则,完善公民财产权保障的宪法规范,完善补偿要件,确立“公平”补偿标准。     

我国宪法税收条款刍议

尽管我国2004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在宪法文本中增加“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条文，试图在宪法中确立财产权保护原则，并对侵犯财产权征收和征用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但其全然没有通盘考虑财产权保障的制度设计，宪法文本中缺少对税收权力制约的规范，成为财产权保障之公然缺口。     

准征收的概念与构成要件刍议

准征收是古典征收的发展与延伸，其核心要义是国家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逾越了财产权本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给公民造成特别牺牲而应予以补偿。准征收与古典征收有着诸多区别、有其特殊的构成要件．     

论行政计划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损失补偿

要破除行政计划必然不利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的认识误区,就要探讨现代私有财产权原理和补偿理论在行政计划领域适用的空间,从而寻求把行政计划所引起的争议解决尽可能提前的路径.由于行政计划具有未来蓝图的性质,能否对公民财产权产生直接的限制,存有争论,应该承认具体的强制性计划可以产生直接限制的法律效果,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构成征用.由于行政计划具有未来性和演进性的特征,补偿的进行也有特殊性.     

论财产权过度限制的损失补偿制度——以“禁摩令”案为例

财产的价值在于利用。对财产权进行限制,以至财产权人无法利用其财产时,虽无征收之名,却有征收之实。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财产权并未被剥夺,财产权人不享有征收补偿请求权。此外,由于限制财产权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财产权人无法请求国家赔偿。如何保护财产权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不无疑问。以"禁摩令"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切入点,深入研究财产权限制及补偿问题,有助于完善损失补偿体系并保障财产权人的利益。     

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

私有财产权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仅被视为一项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未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地位错置,这与当今世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但我国宪法不宜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修改我国宪法时,应当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并规定相应的限制和征用补偿条款。     

浅析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原则

财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保障人权的基石.通观世界各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范,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原则主要有保障原则、限制原则和补偿原则.这些原则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为其提供了更加严密和清晰的保护,不仅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理基础,也具有强烈的现实...     

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分析

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政府长期以来单方面征强制行使征税权力，通过约柬政府的征税权来实现对统治权的控制则是宪政出现之后。”在公民社会中，任何人的行为和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行为——征税权。而国家税收的源泉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基于税收的国家公权力则是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分别作为国家的基本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具体的体现就在税费的征缴上，但是国家征税权的对公民财产无偿剥夺的强制性权力，常常造成二者在直接表象上显示为直接冲突。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是否契合的关键就是能否实现用税收法定原则来控制国家征税权这条基本路径。     

论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以德国、美国学说及判例为中心

国家某项措施对公民财产权构成的限制,究竟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还是管制征收,甚为重要,因为这关乎国家是否需要为此提供某种补偿。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相关学说与司法判例的考察,二者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标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强调是否存在"特别牺牲";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的基础之上,区分管制措施对财产权限制的不同程度。一般而言,在相对人构成特别牺牲的条件下,唯有政府侵占相对人财产或者导致相对人财产价值完全丧失才会被法院判定为管制征收。     

论我国公益征用概念的内涵界定

征收与征用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各有不同的概念内涵;财产权过度限制应给予补偿,且纳入征用制度为宜。公益征用包括三类:第一类指国家在平时暂时使用或占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为普通征用;第二类指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临时征用或调用集体或公民财产的情况,为紧急征用;第三类主要指财产权过度限制,为管制征用。     

机动车限行、财产权限制与比例原则

"使用"是宪法财产权的当然保护范围,机动车限行是公权力对财产权的限制。从财产权限制的性质上区分,"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单双号限行"则实际上具有征收效果。机动车限行在现有法秩序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限行措施未必能够促成缓解交通和治理污染之公益目的,并且还存在其他能够达成公益目的而较少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因而限行措施有违宪之虞。财产权的保障首先在于"存续保障",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并不能借由补偿而被正当化,这种严格的限制措施只有在极端紧迫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     

宪法财产权的性质

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是宪法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宪法研究的动力源泉和价值目标。财产权作为公权力的约束机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宪法财产权的性质问题,全文从主体归属、源权利属性以及特殊性三方面论述我国宪法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第一性基本人权。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正当化

财产权不仅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权其他方面得以实现的保障。美国著名政治家杰斐逊就曾言,只要权力没有节制,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的思想、身体、才能以及其他所拥有的东西都不会有保障。我国宪法不仅在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且还在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人权保护问题纳入宪法范围。另外     

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宪法学分析

一、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宪法比较宪法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划定界限,以限制和防范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及其对公民权利的侵越,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提供平等的保障。"但个人的自由也必须受到限制,就连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承认,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生活才可能实现。"随着现代社会的财产权观念已由私有财产神圣转向财产的社会性使用,各国在沿袭了近代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基本精神和合理内核的同时,又     

浅议行政补偿制度

行政补偿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责任,对于人权保障意义重大,在法治和宪政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行政补偿来源于财产权的不可侵犯与出于公共利益国家公权力对财产权的合法侵犯的矛盾。应强调以公用为目的,以公正为前提,以正当程序为条件,既是宪法对行政征用的要求,也是行政补偿的宪法基础。     

国家征收权的异化及其限制

国家征收权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背离了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设置目的,异化为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工具。异化的根源在于发展理念出现了偏差,过分追求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速度和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成为了利益当事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缺陷使"公地的悲剧"在土地征收环节遭到放大。必须对国家征收权进行限制,限制的有效途径是:公共利益的目的性限制、正当程序限制和公正补偿限制。     

浅谈我国公益征收的补偿制度

公益征收补偿原则是公益征收制度最为核心的问题,行政补偿应以民法赔偿范围为基础,以充分填补当事人损失为原则.我国的公民财产权补偿原则和标准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基于公益征收之特殊性及现实条件限制,现实的补偿只能是不断接近理想补偿的公正性补偿。     

私人财产权的双重保障——兼论税法与私法的承接与调整

财产权是公民维持其物质生活的基本权之一,对公民生存权等诸项权利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财产权的实现过程中,不仅将面临来自平等主体的权利侵害,更将无法避免以参与财产收益分配为目的的征税权的侵害。为此,必须通过私法与税法的双重制度构建,为私人财产权的实现提供全面的保障。私法通过财产权行使规则的确立,为财产权提供积极的制度保障,而税法则必须通过对国家征税权的自觉约束与规范,防止征税权对财产权造成过度的侵害,为私人财产权提供消极的保障。着重研究私人财产权双重制度保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如何实现两者的相互协调,避免规则的冲突。     

管制性征收的请求权基础

所谓"管制性征收",是指政府在对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管制时,由于过分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而造成对公民财产事实上的征收。管制性征收是一种"反向征收",它因公民对政府管制行为合法性和合宪性的挑战而出现。请求权基础对于公民面对管制性征收获得救济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公民可以基于宪法中的"征收条款"或者"补偿条款"提出对政府管制行为的挑战,德国公民只能依据《基本法》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政府管制行为无效。在中国,根据《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公民关于管制性征收的请求权基础是相当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