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情缘”引发的悲情血案

虚拟世界里上演着“恩怨仇杀” 一天：一对青年男女带着一脸疲惫和淘金的梦想来到了杭州。男青年名叫姜范昕，今年18岁，跟他在一起的是年方17岁的女友鲁小英。姜范昕与鲁小英都是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镇某职业高中的学生．两人不用功读书却谈起了恋爱，因受到学校的处罚后退学到省城打工。     

“赵作海冤案”背后的家庭悲情

10多年前,河南省两村民赵振响和赵作海打架后,赵振响失踪,一年后,村民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认为就是赵振响,警方遂将赵作海带走。后来,赵作海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就在“杀人犯”赵作海服刑11年后,“死者”赵振响突然回到村里……     

推倒“无形的墙”

在1月22日的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他还强调,八项规定只是第一步。看起来,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会成为相当一段时间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陈明忠: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

"台湾表面上光复了,但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战后台湾人最大的悲情,就像战前台湾人最大的悲情,是被日本人统治一样。我这一辈子在台湾,还没有当过真正的中国人,这是我最大的悲哀。"     

“新左翼”的缘起和“文化转向”

通过回溯和分析历史背景、事件和代表性人物,本文对英国"新左翼"的缘起以及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在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展开论述。二战之后,"富足社会"的出现、笼罩着全世界的"冷战"阴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一些"失误",使得西方社会主义事业陷入空前低谷。然而,一批坚守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并未退却,而是不断地寻找资源,希望能够为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找到突破口,他们在共同理想的吸引下聚到一起,从而成就了英国的"新左翼"。虽然思想迥异,但他们普遍意识到,在既往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文化的维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在社会主义事业这一"长期的革命"中,"文化"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他们不断著书立说、创办杂志并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之中,从而成为西方世界思想图景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管理新政的“贵阳模式”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到今天,一个由各界名流所组成的精英阶层已经发育。在早就存在的政治吸纳之外,如何让他们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一个稳定社会必不可少的多元共治,贵阳模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观察点。     

“利益代表”的理性回归

如果能够换一种思维,地方政府把身段放柔软一些,让利益代表能够进入体制内,让他们在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理性维权,就有可能走出以前矛盾冲突的恶性循环。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城乡结合部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土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征用土地能够获得土地变更性质(从农业用土地到建设用地)带来的巨大收入,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流动中国”的稳定之道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愈显突出。财富的分配不公、征地拆迁、城市管理中的暴力执法、对某些群体有形的制度歧视和无形的观念歧视,等等,在某个具体事件的点燃下,都可能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中国的“新加坡梦”

新加坡高水平的管理建立在政府对社会信息的充分掌握之上。大国的管理要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水平,反而非实行民主制度不可。     

政治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前提就是尊重千差万别。对千差万别能够快速一刀切,被普遍认为是所谓的体制优势。但在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所谓体制优势的边际收益也迅速递减。政治做不到以人为本的最可怕的地方,也许并不在于权力的专横,而是权利残缺的人们抛弃责任的顺理成章。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

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有贫困问题,尤其是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产生的公共贫困问题。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即由政府通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而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但这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小微企业的时代境遇——2014“调研中国”年度观察

每到各类年终总结,狄更斯那句话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身处的中国,一边繁荣昌盛,一边矛盾重重。很多人在抱怨和批判种种难以忍受的社会问题,却也有更多人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创造财富、拥抱新生活的大潮中去。     

“维稳”语境下的司法改革

是否能够切实化解社会矛盾,将成为衡量、评介审判工作、乃至法院一切工作绩效的最为重要的、也最具有指标意义的标准。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拉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     

不断被“再探讨再研究”的当代台湾新儒学

儒学自清初由中国大陆传入台湾以后,一直没有出现过断裂现象,哪怕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在占领当局的民族同化政策压制之下,儒家思想仍然在民间社会中顽强地存在着。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曾在台湾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举虽然有其十分明确的维护政治统治目的,     

非洲“2063年愿景”与发展援助的利用——中国经验与欧盟角色

<正>2063年愿景是一项旨在50年内建成地区一体化、和平繁荣新非洲的议程。按照2063年愿景的规划,非盟的近期目标是在2020年结束本地区所有战争,在2025年消除饥饿。据此,从现在起到结束所有战争实现和平的时间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