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东路事件”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事件的起因、性质及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因此，有对此问题重新加以研究和评价的必要，从历史中提供有益的借鉴。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复杂影响的历史考察

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对于中国革命进行了指导，既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又在不同时期发挥了负面的作用。需要我们全面理解和掌握。     

中共内部应对中东路事件的分歧——兼谈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原因

中共中央应对中东路事件的策略,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六大的"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的。陈独秀三次致信中央,对中央处理中东路事件的策略以及大革命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传统观点对这三封信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陈独秀丧失革命立场,形成取消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客观地分析,陈独秀的三封信尤其第二封信中虽然包含错误意见,但正确的、有价值的主张占主导地位。然而,当时的党中央认为这是陈独秀已沦为托派分子的标志,最终把它作为开除陈独秀出党的重要依据之一。     

中东路事件与日本的因应

在近代历史上,铁路在国家开发与列强对外侵略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铁路的修建往往带动了其周边地区乃至该区域的开发与掠夺.由于铁路对地区发展与侵略的重要性与日俄两国的国家政策目的的一致性,使得双方在东北都专注于对修筑并控制铁路.双方围绕中东路进行了长久而不断的争斗.中俄之间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前后,日本"积极活动",最终掌控中东路,独占东北.中东路事件反映出其在东北的国际关系上的重要性,也见证日俄在东北的侵略与相互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折射出东北乃至远东地区国际关系与格局的变迁.     

美国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表现探析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是中苏间的区域性事件,美国插手其中,以维护《非战公约》为旗号,广泛联合其他国家,向中苏双方施加外交压力,为中东路事件的最后解决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既是美国长期对东北的利益需求使然,同时也为了避免废除其在中国治外法权,从而有利于美国操纵和利用南京政府,使其为美国在华和在东亚的利益服务。     

在历史的断裂处——"中东路事件"的回顾与反思

"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事件,在中共党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史学界对此事件的背景、性质及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异说纷呈.同时,理清"中东路事件"和"中东路战争"及"中东路的问题"的关系,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中东路事件"的回顾与反思,从中汲取有益的史鉴确有必要.     

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民族利益至上原则

共产国际的指导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苏联民族利益出发,将东方战略实用主义化,支持国民党;将"武装保卫苏联"绝对化,成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直接原因;推行民族利己主义,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给中国革命带来一定危害。     

在历史的断裂处——“中东路事件”的回顾与反思

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事件,在中共党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史学界对此事件的背景、性质及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异说纷呈。同时,理清中东路事件和中东路战争及中东路的问题的关系,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中东路事件的回顾与反思,从中汲取有益的史鉴确有必要。     

共产国际、苏联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中,它的"左"倾错误始终伴随其中,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其理论的表现形式不同、实施的强弱程度不同,但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特别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在21世纪的今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后,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进程中,避免"左"右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左"倾错误的破坏性干扰,再重温那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试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场争论

<正> 1927年4月至8月,共产国际内部展开了一次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一方是托洛茨基和季洛维也夫为代表的反对派。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继续进行国共合作,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国民党,是否应该立即组织苏维埃,把革命引向苏维埃式的高级阶段。这场争论实际     

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特别是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更加密切。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方针的形成——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影响的视角

通过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党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各方面的扶持帮助,但是更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政党必须自觉地努力增强"内功"。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和指导是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外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开展革命实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如何处理外援与内因的关系,是我们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二大"前夕,面对日益高涨的欧洲革命形势,为了实现建立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构想,共产国际将东方落后的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纳入到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由此提出了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而东方战略中的"两个联盟"策略又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各路代表被派往中国,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一策略原则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特别是在早期的中国革命中,这种策略的影响尤为深远,它直接导致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盟友的选择以及对待国共两党的策略变化。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一生大起大落。他的经历和才华一度使他成为最受共产国际欢迎和重视的中国革命者。他是中国第一位赴苏俄采访的新闻记者;他协助共产国际代表,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他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八七会议之后,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掌舵人。然而,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却被迫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屡遭王明一伙的打击和迫害,这一切,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密切相关。     

策略转变与战略僵化——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与影响的内在矛盾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历史上与共产国际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策略方针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调整，实现由直接暴动、夺取中心城市到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其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即对马列主义和苏联模式仍进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     

刘少奇与中东路工人运动

刘少奇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正值中东路事件发生，并由此引发了中东路工人运动。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并两次亲临哈尔滨直接领导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国革命——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1926—1927）为例

创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很多政治干部。《国际评论》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第一本中文周刊，为中国学生了解当时国际大事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解读这本刊物内众多文章，提炼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可管窥1926—1927年期间中国革命形势的走向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侧面了解共产国际眼中的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不同影响——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前期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国际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为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态度上,由调查研究到主观主义;二是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上,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到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三是在指导制定中国革命策略上,由"有步骤地过渡"到"左"倾盲动激进;四是在与中共的关系上,由"东方支部"到"老子党"。综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存在着一些规律:当共产国际尊重实际、真诚帮助时,就能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当其犯主观主义错误并颐指气使时,中国革命就会出现挫折;当其解散、影响消失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摸索,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对国民党试图加入共产国际问题的初步探讨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其动机是：政治上排斥中国共产党;经济上独得苏联的援助。共产国际曾对此要求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以互派代表的方式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但由于顾虑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难以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同时对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又有所警惕,共产国际最终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     

米夫在中国——“中共与共产国际”系列之七

米夫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最后一位代表。之后。共产国际鉴于派代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就改为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种形式指导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