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改革论纲

在世界刑法史上,刑罚改革是一条基本的线索,正是通过刑罚改革使刑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刑法史就是一部刑罚改革的历史:刑罚改革是世界刑法史的主旋律.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之确立,为刑罚改革提供了动力与方向.为此,刑罚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根据我对刑罚制度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就我国刑罚改革的基本思路略抒己见,就教于同道.     

2010我国刑法学研究要览

2010年是我国刑法立法改革不断推进、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的一年,也是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重要一年.刑法学界立足于刑法立法和司法改革发展,针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主要集中在死刑罪名的削减、自由刑的改革、老年人犯罪从宽与免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民生问题的刑法保护.在2010年刑法学学术年会上,刑...     

论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从国际刑法变革的角度透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推动国际刑法的变革.国际刑法的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都是通过缔结国际刑法公约来实现的.由于国际刑法公约约束国家也约束个人的二元性特点,这些国际刑法公约的缔结、生效和实施不仅对国际刑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21世纪的全球法治产生深远影响.为了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应在国际刑法领域进一步推动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论体制改革中我国刑法观念的转变

作者认为,建立在不同经济体制模式上的各种刑法观,其实质差异主要集中在对犯罪的本质属性、刑法功能及罪刑关系的总体认识上。作者着重探讨了体制改革中我国刑法观转变的三个问题:1.生产力标准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将生产力标准作为评判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程度的价值尺度,是正确的。但不能将其曲解为纯粹的经济标准、等同于局部标准、误解为唯一标准或看作是个人标准,要对生产力标准内在的丰富涵义,有一个全面、科学的把握。2.体制转换与不法经济行为的刑法调整问题。作者就经济改革中刑法调整的内容、范围、手段、程度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认为在现阶段,刑法对不法经济行为的调整必须做到及时、慎重和适度。3.社会进步与刑事法律的民主化问题。作者在这一部分,就刑法的平等性、民主性、科学性、社会性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试论经济体制改革与刑法观的转变

本文作者认为:几年来改革的实践表明,为了保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刑法观的转变已势在必行。实现刑法观的转变主要指以下内容:1.由产品经济刑法观向商品经济刑法观的转变。2.由执行政治职能的刑法观向执行经济职能的刑法观的转变。3.由注重层次级别的刑法观向平等、自愿、互惠的刑法观的转变。4.由“个人刑罚观”向“法人刑罚观”的转变。对于实现这一转变所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作者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论公司制经济模式发展的刑法调控

建立以公司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法律手段的调控,而刑法调控总是法律调控的最强和最后的手段.本文结合我国经济改革与刑事立法两方面的实践,试对社会主义公司制经济模式发展的刑法调控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必要性1.经济模式的最佳选择与宏观调控的最强手段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了继农村改革之后对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经过多年的锐意探索,踏过并且仍在踏着“承包制模式”的宏伟桥梁,中国经济改革向着“股份制模式”勇敢地迈进.时至今日,建立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已成共识.中国的改革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模式的最佳选择.     

论刑法谦抑性与能动司法之关系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法的重要品质和特征,也是现代刑法在社会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能动司法源自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我国在近年的引进中不断扩张其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以刑法谦抑性为核心的被动式司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法治规律的,能动司法的引入与刑法谦抑性的协调首先需要的就是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刑法谦抑性与能动司法的内涵与发展渊源出发,结合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厘清刑法谦抑性与能动司法之间的关系.     

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刑法学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刑法学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79刑法典为研究重心、以特别刑法的适用和刑法改革为研究重心以及以97刑法典为研究重心的三个阶段.综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在30年的发展中,刑法学研究体现出为刑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准备,紧密联系刑事司法,实践注释刑法学与理论刑法学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研究得以拓展的特点,并在刑法观、刑事政策、完善刑法的模式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浅谈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刑法改革已势在必行.新的形势给予了刑法国际化新的内涵.本文从刑法国际化的内涵、刑法国际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面向刑法国际化我国刑法发生的一些变化等方面做了简单阐述,并对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做了简单设想.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随着经济在快速发展,我国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它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因此,宪法的价值、精神以及理念的变化会对刑法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本文主要分析了宪法发展进一步促进民权刑法的发展,阐述了在当前形势下,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在嬗变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进行了具体分析,进一步体现了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更新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权利发展与刑法改革

权利发展遵循初民权利———自然权利———法律权利的进路;刑法进化存在伦理刑法———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形态,与权利发展一动一趋。中国向公民社会迈进,刑法发展以民权刑法为目标。中国刑法改革必须承应社会变迁与权利发展,以权利发展为主导,改革刑法的基础观念,反思刑法与刑事政策,积极推动非犯罪化与刑罚改革。     

非公有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以贪污罪立法为视角

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呼唤刑法对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平等保护。然而《刑法》中贪污罪的规定表明,非公有经济的保护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应淡化将“贪污”当作国家工作人员“专利”的观念,改革贪污罪立法,扩大贪污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实现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     

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我国经济刑法的"肥大化"是"半市场半统制过渡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投射于刑法的结果。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法益保护,秩序不具有成为刑法法益的当然性。在自由经济社会,经济犯罪的法益应当是经济自由,但在国家经济管制的背景下,经济刑法的范围最终是经济自由与经济管制调和、平衡的产物。没有具体法益侵害的场合,国家要慎重以危害经济秩序为由,将一定的行为规定或认定为犯罪。国家对经济刑法范围的设定要秉持开放的态度,避免刑法蜕变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阻碍力量。保护经济自由,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刑法发展的未来。     

骗购经济适用房行为之刑法学思考

放眼当下,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已经演变为经济适用房制度存在和发展的“业障”.原本的惠民德政在既定的轨道上逐渐偏航,而现存政策对骗购经适房行为的无能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乱象的恶化.事实上,要遏制和斩断贪婪的“黑手”,要根除经适房的“病灶”,刑法的启动就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必然.这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相反是刑法保障人权的彰显.     

论经济刑法解释的独立性

经济刑法作为行政刑法的一部分,在立法上具有补充性、二次性,但是在解释适用上,应当尊重并保持其独立性。经济刑法解释的独立性的内涵包括:经济刑法概念含义的独立性;经济刑法中附属刑事责任条款的无涉性;经济刑法补充规范的从属性。把握经济刑法解释的独立性在处理经济刑法解释的具体问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解制度变迁：我国《刑法》的修订及其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渐进的全面修订,既可保证《刑法》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及时反映,又不致损害《刑法》的相对稳定性,较好地实现了相对稳定的成文法与不断发展变迁的社会经济现实需求的和谐一致。而在行政法、民商事法律等前提法对危险驾驶、恶意欠薪、环境污染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已经进行相应调整之时,我国《刑法》对于上述行为的犯罪化以及入罪门槛的降低,不仅是对刑法谦抑性的秉持,而且是对刑法立场和本质的坚守。至于刑罚的配置和刑罚结构的调整,无论死刑罪名的限缩还是刑罚体系和量刑制度、行刑制度的调整,不仅需要顺应刑罚改革的世界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要符合犯罪发生的机理和犯罪防治的经济学要求。     

市场经济与刑法改革

市场经济与刑法改革高绍先刑法改革是刑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种自我完善的运动。刑法改革不等于刑法典的修改，它还涉及刑法理论的嬗变，刑事政策的调整，刑法功能的拓展以及刑法在实际运作中的改进等等，但刑法改革最终仍然要体现在刑法典的修改上。刺激刑法改革的社会因素...     

论我国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

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是金融刑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设置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以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三大原则与金融交易中心主义、金融客户本位主义两大价值理念为分析工具,对我国金融刑法罪名体系的外部构造和内部设置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由此提出了相关的改革与完善建议.     

论贪污贿赂罪的量刑研究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

纵观世界东西方刑法的发展历史,整体上刑法的改革正朝着文明、人道方向发展,刑罚也是由由严酷到轻缓。就实质性而言,轻刑化的思想和刑法的谦抑性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刑法谦抑性的具体表现。对贪污贿赂罪量刑在现实背景下分析研究,对在理论界和司法界范围内理性地认识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