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强硬"核外交"政策

内贾德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其动因可从伊国内政治变化、“自主”核目标、构筑“核谈”新平台的动机等国内因素,以及核不扩散机制、大国博弈、国际形势等国际因素诸方面考察。综合国际大局以及伊朗的权力体系、外交传统、新总统的个人特点,可以推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要是一种策略,而非根本政策。伊朗“核外交”政策不会一味强硬下去。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

当前外交运行环境的变化特点主要表现为内外事务的纠缠性、外交事权的分散化和外交运行的透明化.在新的环境下,中国外交面临能力建设上的新挑战,主要体现在策略能力、协调能力和观念能力三个方面.这些挑战来自于中国需要面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责任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全面提升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能力建设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第一是重新认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重视能动性,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第二是重新认识过程和过程管理的概念,将管理大国关系的互动过程作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核心；第三,重新认识功能主义,妥善处理好资源、能力和手段三者之间的关系.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中国责任论"析论

国际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属性的派生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难以获得足够且有力的追随者,“中国责任论”渐渐成为国际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对华主流态度,其主要宗旨在于从外部塑造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影响。在既有外部期待也有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责任论”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伊拉克战争与中国外交

中国在从对伊武器核查到伊拉克战争这场重大国际危机前后 ,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 ,反对“先发制人”打击的单边主义行为 ;同时又在本国力量和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斡旋与斗争 ,采取战略明确、战术超脱的灵活策略 ,在坚持国际道义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既发挥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 ,又成功地实现了我国外交战略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方针的辨证统一。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

“维稳”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显著特征,它有力促进了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周边安全.然而,随着国际体系的加速转型,以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再度升温为标志,维稳外交遭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逻辑困境和实践挫折,中国周边外交从维稳转向维权变得日益迫切.中国对菲律宾、越南以及日本实施的强力反制,则是这一转向的生动体现,显示维权模式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未来维权效能的强化取决于中国“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软硬兼施,以扎实的行动和坚定的意志在周边塑造对华新认知.     

“价值观外交”: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

德国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是对默克尔政府开启的“价值观外交”的延续和继承,是作为后现代和后民族国家的德国成功转化身份的必然结果。德国国内政治生态、国际秩序变革和默克尔时期“价值观外交”实践的正向激励,都会促进德国新政府加速推进德式“价值观外交”。但德国的“价值观外交”不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外交”,它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未来针对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应在坚持“红线”的基础上,注重从积极面入手,明确双方在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方面的共同点,争取相互合作以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大国主宰的国际社会里,中等国家的作用始终有限。进入21世纪,中等强国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提升,成为决定国际体系走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开始成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目前的外交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对此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中等强国崛起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