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

】８０年前的五四爱国运动，使一个新青年的群体迅速崛起。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首创精神、力行精神在今天应赋予新的诠释。这就是表现为对祖国的热爱、表现为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表现为科学的实践精神。江泽民同志寄语全国青年要坚持“四个统一”，正是发扬五四精神和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途径。     

“此在”与“终极”——林徽因的超越精神

“五四”新文学不仅产生了像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斯文化的世纪伟人,形成了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宏大话语环境；也脱颖出像林徽因这样“现代性”的“个人”语境.叙事角度和角色的转变,是“新文学”话语追求民族崛起“强国”梦的另外一种文化表述.多元的叙事话语共同构筑了整个“新文学”世界,让我们见识到那一代人有别于传统、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瑰丽人生.她的作品是以超越性价值为表征的,带有反思性和现代精神,闪耀着知识女性的坚韧锋芒.林徽因以一种优雅、犀利、知性告诉我们“五四”时期斯女性角色的转型.     

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性变革

发端于上个世纪初的五四精神，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探索挽救民族危亡、引领民族复兴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五四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以克思主义为旗帜主导并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历史新篇章；五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现代性变革的重要精神航标；五四精神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引领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强大思想动力。     

马克思对“抽象统治”的揭示与批判

抽象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其所反映出来的实质内容乃是“个人受抽象统治”。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在于“抽象统治”，或者说抽象成为真实的统治力量。由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抑或现代性批判就是以揭示和批判“抽象统治”为基本定向的。正是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中，本文以“抽象统治”为核心线索，勾勒出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该问题的理论探索和思想的轨迹；对抽象统治的始源地、枢轴、发生机制以及现实运作方式进行了论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和生命力开显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发展的现实境况,决定了中国对西式现代性历史展开的批判意识,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出场姿态,即关乎一种克服全球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与尝试。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跨越“物种思维”的“类思维”为认知起点,以超越“抽象力”的“集体力”为过程动力,以摒弃“普世价值”的“共同价值”为信仰支撑,以克服“异化发展”的“全面发展”为至善目标,这些共同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架构。考察作为破解全球现代性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叙事,彰显唯物史观的建设性逻辑,强化社会主义在现代性布展中的话语权,展现全球现代性基本取向上的“中国方案”。     

回归与重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美好生活”

对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关切和未来发展图景的探索始终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关注焦点。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剖析与批判中,科学揭示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有赖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好生活一方面表现为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回归,即从资本的统治状态、社会关系的限制状态以及异化劳动的矛盾状态中的回归;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现实的人”世界的重构,即人的外在生活空间、精神世界以及存在方式的重构。深入挖掘、科学阐发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野中的美好生活思想,对新时代我国建构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超越五四”的思路种种

“五四”运动至今已整70年了。理论界对“五四”究竟该不该、能不能和怎么样超越,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作出了不同理解。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七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意见认为,超越“五四”是对“五四”的最好纪念。所谓超越不是否定,而是扬弃、批判的继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五四”革命精神继续完成“五四”未竟的事     

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的思考

全面认识“五四”运动，有必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两个不同的时段做出界定，它们在口号、主体、目的、形式、内容诸方面均有所不同。从整个“五四”的历史时段来考察，通常对“‘五四’精神”的概括也有必要加以充实，同时，它的局限性也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     

世俗化、个人主义与现代宪政的建构逻辑——近代中国宪政经验的自由主义检视

“中国问题”政治上表现为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转型，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转型主要表现为宪政建构。然而，中国的宪政建构却一波三折，其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宪政体制建构缺乏国家观念世俗化和个人主义这样两个关键性逻辑条件，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和轻视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观念并没有得到现代性的克服。中国政治的宪政建构不仅依赖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法治秩序上的制度性要素，还依赖于宪政文化建设。形成一种既体现普世价值又切合中国语境的中国宪政文化是中国宪政建构的关键步骤之一。     

中西现代性论纲

现代性作为“未完成的谋划”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和不可逃避的命运。而现代性又有着它的合理形态与异化形态。现代性的异化 ,根源在于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导致的单向度和绝对化 ,集中表现为对传统的完全抛弃。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 ,具有打破僵化、开辟多元创新思路的积极意义 ,但它缺乏历史感又有着导致虚无主义的消极性     

邓小平理论与三大精神传统论纲之一——现代性观念的选择

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传统以显著的方式影响了邓小平的理论旨趣。在现代性观念谱系的选择中,邓小平重新评估了现代性民主与法制观念的进步意义。对以理性为支柱的现代性科学精神的重新弘扬,确立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向现代性传统回瞻的必然。     

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

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王德胜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要坚守“现代性”的立场，在批判与重建过程中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然而，“什么是现代性”及“现代性是否可能”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值得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认真深思的话题。特别...     

后现代哲学之源——尼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现代性自十八世纪以来已危机四伏 ,成为一个不容漠视、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为“完成”对现代性的批判 ,“救赎”丧失精神家园的现代人 ,尼采举起非理性的大旗 ,制造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新神话 ,猛烈抨击了现代性 ,后现代的大门也由此洞开。     

“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左派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一样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和马克思一样，把现代性和社会主义勾连起来。但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既缘起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的全球化而衰落。在反思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社会主义虽已终结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有效，资本主义虽已别无选择但仍有局限。因此，必须构建“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     

“五·四”运动与青年文化

“五四”精神在中华大地上已传扬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来，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时，便会发现，今天中国青年的价值体系、社会需求结构及深层的心理状态，竟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就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直是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1919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在这种风云激荡的战乱时期，作为民主与科学为主旋律的“五四”精神难以得到弘扬和光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新的五十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劳动主题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兼论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判

本文从现代性自我确证问题入手,阐释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现代性理论的困境;指出了马克思将“劳动”确定为现代性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的规范性概念,实践哲学是现代性理论的哲学基础;论述了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对劳动现代性理论的批判;最后,指出我们应该从存在论根基处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视域中分析劳动现代性理论。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判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现代性进行了判断。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就不能避免现代性的悖论性后果。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判断现代性的问题，因此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命题，它们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判断是紧密相连的，表达了“去资本主义性”的追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化

以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为发端,以“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为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有七八十个年头了。从二三十年代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问题论争,到四十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从六十年代“兴无灭资”,“反修防修”的”无产     

西方化背景与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

胡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源于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和别林斯基、卢卡契等人的文学批评观。以“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为核心，胡风阐释了一种以“五四”文学实践传统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理性依托，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指导的经验化（或实践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同危机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与思想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是群体关系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针对社会认同的威胁,它提出了几种化解认同危机的有效策略。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看,“五四”知识分子主要采取了脱离群体与改变群体状态这两种策略,这两种策略基本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