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转轨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累积了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金融风险,它隐含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直接威胁着一国经济安全。今年是我国金融业入世保护期的最后一年,在金融系统的封闭“防火墙”即将被拆除之际,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关键。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对我国住房信贷风险控制的启示

本文在回顾我国住房信贷的发展情况基础上，结合对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分析，以住房信贷面临的风险为主线．阐释了住房信贷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住房信贷风险控制的对策。     

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化解措施

加入WTO后,伴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开放和金融市场的高速成长,我国金融业已开始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时期。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非市场风险等存量风险尚未降低,市场性风险又开始凸现。非市场风险主要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积累所形成。市场性风险主要是由于加入WTO后我国整个金融市场更加开放。防范目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要想方设法降低非市场风险,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加入WTO后凸现的市场风险,要充分运用世贸组织的保护性条款,寻找接轨过程中对我国金融业有利的做法,给我国银行降低风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降低市场风险。     

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与风险防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改革迈入深水区,经济发展新常态使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新常态对金融业发展带来新挑战,防控金融风险面临诸多问题。新常态下金融风险诱发因素、表现形式及传导途径日趋复杂,给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带来新的难题。而破解难题应加快金融机构业务转型,提高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强化金融监管,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密切防范实体经济风险,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     

日本金融大改革及其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启动了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大改革。对日本金融改革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金融改革作进一步的思考。     

我国公务员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有效的公务员奖励制度有助于公务员队伍建设,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并能有效地促进政府廉政建设。本文从奖励对象、奖励主体、奖励标准、奖励手段、奖励程序等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了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金融创新、监管协同与系统性风险控制

反思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实质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位导致高杠杆创新性金融衍生产品失控,最终引发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在后次贷危机时期,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西方经济体都纷纷重新审视诸多重大的监管问题,积极开展金融监管体系重建改革,这必然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应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变革趋势,推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同,从而实现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控制。     

中国金融调控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及整个宏观调控机制都是从单一、低下的状况中一步步完善和发展的,这种完善和发展和当时的经济金融形势密不可分。一方面,经济金融发展的低级和不发达状况制约了金融调控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效用发挥;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要求金融调控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带动金融调控政策的完善。中国加入WTO、银监会悄然挂牌都带来了金融调控政策的相应调整。最近几年内,外资银行准入限制的取消,也将带来中国金融业的重新调整。     

论融资犯罪金融风险的刑事控制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应建筑于融资者不披露或者违规披露与融资相关信息的事实基础之上,通过对融资欺诈犯罪的打击,控制融资市场中信息披露严重违法行为所创制的金融风险,通过对融资诈骗犯罪的打击,控制投资者基于重大诈骗行为而可能遭受的个体金融风险。刑事立法应以融资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控制为视角,重构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刑事司法应以避免融资市场的类型化风险为核心、从实质解释的视角对融资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阐释。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测算了职工领取住房补贴后的住房消费能力,分析了我国目前住房供应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对住房货币化分配制度下职工住房消费能力和实际住房供应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和完善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应体系,发展经济适用住房,鼓励发展集资合作建房,从源头上把握解决普通居民住房问题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