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开启城乡统筹之门

不管刘群意图如何，只要他演说的蓝图能够实现，真能让石岭村人致富，享受发展成果，那么“富翁治村”的试验就值得肯定。先富阶层融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就是可行的。     

新农村建设的楷模 介休市义安镇乐善村

乐善村位于介休市区西北10公里的汾河北岸,全村耕地面积3563亩,总人口2010人。近年来,乐善村在市委、市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建设"全国一流经济发展村"为目标,以"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和小城镇建设"三项工作为抓手,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     

“精镇壮村”夯实新农村建设基础

重庆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相对滞后。要按照经济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打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2004年底,荣昌县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为契机,在全县20个乡镇的机关干部中,按照“自愿报名、竞争演讲、双向选择”的原则,采取“身份性质、职级职称、工作待遇不变,提拔使用、奖金福利、评优评先优先”的措施,选派乡镇机关优秀干部到村(居)任职,从而达到了“减少”机关干部、减少村(居)干部,节约财政支出、实现乡镇干部“无阵痛分流”、转变乡…     

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蒋家浜村

康桥镇蒋家浜村地处杭城北郊,与余杭区毗邻,是康桥镇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村。全村常住人口2495人, 其中,外来人员1800人,占全村总人数的64.6%。近几年来,蒋家浜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全面推进文明村建设,先后获杭州市文明村、劳动模范集体、民主法治建设示范村、园林绿化生态村、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和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卫生先进单位等荣誉,2004年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005年1月被命名为省级文明村。     

建设美好家园 创造幸福生活——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石沟村

石沟村西靠208国道，南临潇河。近年来，在村两委的带领下，各项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高质量、高起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石沟村绘制出一幅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生活安康、环境整洁优美、公共服务配套、人与自然和谐的充满发展生机的新农村建设宏伟蓝图。     

下派村干工作刍议

下派村干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团结,提升了村级党组织亲民的形象,夯实了村级党组织"执政"的业绩.但下派村干个人作用有限,村庄建设需要配套政策支持,村级党组织建设和村庄建设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根本性转变.下派村干工作核心应该放在支部自身建设和帮助建立一套决策民主、管理科学、运行通畅、配合协调、监督有效的"两委"运行机制,变"能人治村"为"制度治村".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起下派村干的长效机制.     

“难点村”变为“亮点村”的启示

黄堰村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与六安市经济开发区一河之隔，区位条件优越，资源禀赋较好。全村耕地面积2689亩，总人口2489人，党员53人。20年前，黄堰村曾是响当当的“红旗村”，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工作全面滑坡，村里基础设施差、民主管理弱、经济发展慢、民生服务少、矛盾纠纷多，群众上访不断，成为省市重点治理的“难点村”。2010年3月，省第四批选派干部、省委统战部宣传办副主任王华同志到黄堰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拉开了黄堰村综合治理的大幕。     

从辽西五市“第一村”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事关全局的重大历史性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辽西地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哪些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有哪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带着这个问题，锦州市委宣传部组成调查组，利用半个月时间对辽西五市（锦州市、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第一村”进行了一次集中、深入的调研。     

民主治村构建农村惩防体系

嵊州市委市政府按照民主制度化,制度程序化,程序规范化的要求,成功实践了以“八项民主制度”,“八大工作流程”为主要内容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民主治村的新模式。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规范的民主管理体系,是以通过民主管理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创造和谐环境的有益探索,为研究民主治村的模式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嵊州的实践证明,开展农村基层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不仅可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统筹城乡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惩防体系在农村的构建,进一步加强…     

“双企帮一村光彩工程”结硕果

银川市金凤区党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双企帮·村光彩工程”活动纳入到新农村建设大格局中。3年来，企业帮扶投资400多万元为良田镇援建5所高标准村办公室，通过产业带村、项目兴村等多种方式，积极参参与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关于广西村党组织“公推直选”的探索与思考

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党内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2005年,广西在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采取“公推直选”的新机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党员、群众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发展了党内民主,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夯实了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地位。     

乐业县“村事联议”变“替民做主”为“由民做主”

乐业县以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为切入点，通过“村事民议”不断加强村级民主建设，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并结合实际推行“村事联议”，探索联村区域发展新思路，有力地促进了该村及邻近村的和谐、稳定、协调发展。     

山西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太谷县胡村

太谷县胡村东邻南同蒲铁路，国道128线．西邻太徐线．北与清徐、榆次相邻．交通十分便利。全村现有1750户，6400口人．劳动力3300人．耕地9200亩，人均14亩．有外来打工在村常住入口2000多人。近年来，该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发展农村经济，     

如何帮助先进村党支部化解不稳定因素

如何帮助先进村党支部化解不稳定因素文＼焦丙英近年来，晋中地委狠抓农村后进支部的升级转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两议五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村、民主管理的不断推进，使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农村深化改革整体发展中起到了领头和中坚的作...     

蒋家浜村

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蒋家浜村,共有农户726户,常住人口2495人,外来人员2000人,总面积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460亩,辖9个村民小组,村总支下设4个支部,共有党员116名。近几年来,蒋家浜村党支部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第一、以提高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为重点,抓好支部建设。第二、以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为重点,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与管理工作。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全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使村民成为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促进了全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     

民主治村“三字经”

记者最近在上海郊区青浦区乡村走访时发现。民主治村的“新政”正在农村基层积极探索。实践中，很多村的党组织都不约而同地把关注民生、尊重民意、民主治村摆在了重要位置。     

合力推进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河南少数民族聚居村众多，出台政策、多方扶持这些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对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掌握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今年5月至7月．项城市政协民族宗教和港澳台委组织民宗局、对台办等6部门，深入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并就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发展提出了较好的意见建议。     

“新型民主治村模式”促经济发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以实践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

近年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力：积极推行新型民主治村模式——村党组织加强领导、村代会科学决策、村委会认真落实．创新权力结构、规范议事程序、依法民主治村、推进基层民主管理进程，给农村村民以科学的民主。佳木斯市957个行政村中有711个村已经推行了新型民主治村模式，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74.3％。如今．在佳木斯市农村，村党组织是村民的顶梁柱、村代会是民主决策的主渠道、科学决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佳木斯市农村民主治理盛宴的主打菜——健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透明的村务公开制度、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规范而有效的代表履职考评办法．为解决“三农”问题奠定了组织基础，见证着我们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     

乡政村治权力关系行政化探源及调适

乡政村治格局中，村自治组织存在着“附属行政化”的权力运行模式。乡村权力关系的行政化，其原因既有乡村干部主观上的认识偏颇，也有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和谐乡村行政关系的构建必须寻求民主合作化的权力运作模式，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好地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