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

家族企业治理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手段。根据两种治理手段强度的不同,可以把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分为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四种类型。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目前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实行以关系治理为主导的家族管理模式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对于大中型的家族企业,在目前外在环境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应实行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治理模式。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理论演进及其启示

美国是大都市区发展进程最快和最明显的国家之一,这些大都市区包含众多地方政府,互不从属,在处理跨区域问题时,公共选择学派和区域主义关于治理模式的讨论,贯穿美国大都市区近百年的发展史。无论是公共选择学派还是区域主义都强调直面当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并通过自己主张的治理机制作出回应,都非常重视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存在差异,仍可以从当代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面临着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避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     

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各国融资制度、股权结构与要素市场的差异 ,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并且这三种治理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我国公司治理主导目标模式的选择 ,应切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与吻合公司治理模式国际趋同的演变趋势 ,定位于“基于多方监控主体并存的、以内部监控为主”的治理模式。     

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本文以东亚、后发展国家和欧美为不同的坐标,把新加坡模式放在全球政治发展模式中进行审视,从而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定位,指出在夺取政权的方式上,新加坡是民族形态的政权更替并是以开展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在治理方式上,新加坡是在基本保留英国殖民当局治理方式的基础上对其逐步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改造;在政治体制上,它在保留西方体制外壳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种软权威主义体制;在经济模式上,新加坡自独立之初就没有断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并在国内推行市场化道路。这种既有共同性又有独特性的发展模式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物品治理模式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而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理论分析,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自主组织模式和区域联合治理模式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化模式.坦率地讲,多元化的供给模式或者说"多中心"的治理理论应是引导中国未来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     

略论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

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家族监控型治理模式。随着东南亚各国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华人企业家族色彩的不断淡化,东南亚华人企业的家族监控模式可能发展成为以内部监控为主以外部监控为辅的混合式治理模式。     

中国都市群网络化治理模式研究

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使都市群治理问题成为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潮流中的焦点问题。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的集权化都市群治理模式过于强化政府的权力本位主义,无法保障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市场化主导的分权化都市群治理模式容易导致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等问题,也未能弥补政府集权化治理中的缺陷。本文认为,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化治理模式不仅对政府和市场为主导的都市群治理模式提出了质疑和反思,还为治理中国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管理体制问题、城市政府之间关系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因此,构建网络化治理模式本身也是当代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内容,对都市群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意义。     

和谐社会建设与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包含有多重治理结果要素的理想境界,最终要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来实现;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关键是建立一个体现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治理模式。因此,应将以宪政民主为政治基础的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实现和谐治理的基本体制选择。这种模式在中国生长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可从时代诉求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得到论证。结合目前实际,我们提出了这一模式的初步构建方案。     

大都市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协同化——一个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治理协同化是社会转型对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大都市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外延型增长模式向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型。适应并推进大都市社会转型离不开政府治理的协同化。然而,在实践中,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协同化还受到一些障碍因素的制约,具体表现为政府系统的内部协同不足、外部协同不足和内外结构性协同不足等方面。应当从理念塑造、组织再造、利益平衡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系统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政府治理的协同化,从而有效适应并推动大都市社会转型。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治理模式是指控股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家族成为企业治理系统中的重要影响力量的治理模式。家族治理模式可分为传统家族治理模式、混合家族治理模式和现代家族治理模式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家族治理模式各有其适用范围,将长期并存,同时它们又是家族治理模式从初级到高级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促使家族治理模式从低级向高级演变可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环境两方面入手。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智慧警务”建设研究

智慧警务是在大数据时代因应治理现代化目标要求而对警务机制进行探索的一种新理念、新模式。在当前的智慧警务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存在着技术中心主义和指标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文因素和各地的经济文化差异。智慧警务建设应积极防范法律风险,构建和完善法律体系;激励多元的智慧警务模式;同时以人权保障为价值原则,充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利。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与完善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绝大多数采取家族治理模式,这有其客观现实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与完善的关键是改善产权结构、建立公司治理模式、完善规章制度、形成科学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与评价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经历了等级治理、市场主导、交互治理的变迁,当下正走向混合治理模式。城市拥有较大的自治权,政府组织一般采用市长负责制、议会—管理者政府、委员会政府三种形式。除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外,市民或作为个体或结成团体参与城市治理,治理手段多元。治理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社会的分裂与隔离;郊区自治与大都市碎片化;政治文化和市民参与减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下,美国城市治理缺乏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事务决策权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和商业实体手中,治理活动淡化了政党色彩和政治分歧。     

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定位

法治与德治都是社会控制的模式和手段,但法治不同于德治,两者产生的时间及表现形式不同,实现方式和强制力不同,作用范围也不完全相同。在中国,只有法治才是治国的根本方略,德治只能是一种辅助的社会控制手段,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由德治的性质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在治国方略上,应使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从而形成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三要素与三种模式——以深圳为研究范例

政府、企业、公民是社区治理三要素,三要素的良性互动是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由于不同社区、不同时间内各要素所呈现的作用的强度差别较大,因而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又分为居民参与型、企业主导型和行政引导型等三种具体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点,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推动这些模式的运行和发展。     

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比较及演进趋势

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选择,源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制度环境的差异,以及股权结构的不同特点对公司治理所表现出的不同要求。通过对三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内部和外部机制的比较,揭示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趋势,有利于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大都市区治理的制约因素及完善机制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大都市区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城市化的主流空间形态。大都市区治理已经从单一的集权政府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转变,从个体分立的本位意识向集体融合的区域认同转变,从单向度的权力关系向多维度的权力关系转变。大都市区的协调发展只有打破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界限,才能走出治理困境。为此,有必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大都市区协调机构,加快发展跨区域的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发挥大都市区传统文化的整合作用,推动大都市区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