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上书”不应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民上书”的时代。《法制日报》2007年1月15日的报道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致信交通部部长李盛霖,     

民意时代的“意见盛宴”

近年，公民就公共议题频频上书公权力机关或发表公开信，已构成公民社会迅速成长的历史性标记。     

“公益上书”之改进

<正>如何改进此类“公益上书”,使之更具实际性效果且避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近年来,各种为了公共利益的上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总的看,这是政治开明的结果,因为在不开明的时代,这样的上书是不被允许至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也是公民维权走向理性的标志,因为相比起暴力和其它激烈行为而言,这种合法的方式在推进社会改良方面具有更平和、更经济的优势。但如何改进此类“公益上书”,使之更具实际性效果且避免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12公民上书建议制定“特别法”

随着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启动，诸多法律问题日益显现。要让受灾地区恢复到一个常态的环境，法律的作用就体现得更为突出。12名法学专家以公民的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传达的是对灾区人民的关爱，对灾后重建的关注，对法治原则的坚持和推进。     

《解读“公民上书”》专题报道之三：民意，何其神圣 何其沉重

4000多年前，夏禹为治．为广征民意．门悬鼓、钟、磬、铎，轺等五种器具．让那些提意见的人”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为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轺”。     

《解读“公民上书”》专题报道之二：律师上书：从边缘到前沿

从河南律师上书取消暂住证、律师宋成军上书要求审查养路费合法性，到广东律师上书质疑城乡同命不同价。律师上书，以其切中时弊以及对公众关注问题的横准把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注意。律师。这一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井具备法律素莽的群体，正以积极的态势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那么。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律师是如何看待律师上书现象的？律师上书是否律师参政议政的积极尝试？律师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将如何自我振兴？本刊编辑部邀请北京市律师协会传媒与新闻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部分律师，就这一现象的社会意义进行深层探讨。     

“三老上书”

<正>1979年6月,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做了具有     

《解读“公民上书”》韦题报道之一：“意见公民”在行动

这是一个民主渐进的时代，这是一个民意彰显的时代。而上书，作为民意上达的一种便捷方式，正在中国遍地开花。为民请命．针砭时弊．检视法律法规，上书不仅架起了下情上达的桥梁，更成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尝试。唯其如此，更应理性审视之。     

消费“犀利哥”是不是一种社会病态

2010年5月7日《羊城晚报》刊登张天潘的文章,犀利哥不是芙蓉姐姐、凤姐,虽然都是网络红人,但是他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是一个需要生活关爱的弱者,他的走红,是出于偶然的因素;而后者则是明显的自主行为,带有明显的乐在其中的特征。因此,这就决定了犀利哥不应该成为娱乐式公众人物,他的生活应该恢复到平静状态。     

博彩是“限”还是“兴”——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引发争议

对于博彩业的不同看法，不仅存在于民间，在学界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然而，缺乏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法规对现行博彩业进行规范管理，却是不争的事实。     

“上书”热的冷思考

近来热衷上书,影响大的有三件.年前,北京昌平市民姜海程在火车上点了一份菜单上最便宜的天价白菜,感觉吃了亏,便上书铁道部部长,部长立即作了批示,列车车队队长及餐车长一干人等,不仅携带部长的批示信向姜海程道歉,还退还了多交的钱;1月6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郝劲松从山西太原发出一封呼吁铁道部春运期间停止票价上浮的致铁道部部长的特快专递,10日,铁道部铁路春运票价不上浮的消息便出来了;14日,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高家伟致信交通部长,要求公开养路费应征、实征及开支情况,这次上书虽尚无结果,但结果似乎可以乐观期待(<法制日报>1月15日).     

民间上书与汉代政治

两汉时期,民间上书蔚然成为一时风尚,大致可分为求官与诉冤两种情形。这种风气是在战国游士之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汉代开明政治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华帝国在蒸蒸日上过程中的风采展示。民间上书制度既是中央政府选拔人才、获取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还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对汉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车上书”精神能否复制？

前不久,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他们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2010年12月21日《新京报》）。     

汉代吏民上书制度述论

汉代以公车设立为标志的吏民上书制度确立于高祖时期。此后至东汉末年,吏民上书制度不断补充完备,其主要内容包括:一、广开言路,营造上书的宽松环境和社会风气;二、公车上书与其它途径上达多轨并行;三、“言可采取者”即予拜官封爵;四、为防壅蔽,废副封制增设封事制;五,严惩“妖言”、“欺谩”,规范上书者的行为。两汉时期,集收集信息、议政、选官、监察、司法救济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吏民上书制度,虽然在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统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市民上书请留“模范人大代表”让人感慨

<正>深圳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即将正式启动,连日来,深圳市这一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引起了众多市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深圳市民郑祖华专门向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在换届时为市民留下模范代表和部分优秀代表的呼吁,并且列出了希望能留下的代表的名单。笔者以为,这绝不会是郑祖华一个人的意愿,肯定代表了周围一群人的愿望。     

市民上书请留“模范人大代表”让人感慨

深圳市新一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即将正式启动,连日来,深圳市民郑祖华专门向市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在换届时为市民留下“模范代表和部分优秀代表”的呼吁,并且列出了希望留下的四名代表的名单。这些代表均以不怕得罪领导敢讲真话而闻名。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

王世英，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军运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为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     

“全民立法”：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2010年12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了向社会征求车船税法草案意见的结果,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也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这两部立法草案关涉公民的重大权益,社会极为关注,民主立法也因此成为近期热议的公共话题。     

章士钊冒险上书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著名党外民主人士。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反对封建帝制，但又出任过段棋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春，经毛泽东、周恩来特批，以探亲名义赴香港做统战、对台工作，同年7月病逝于香港。     

章士钊与毛泽东：一个“走”字和四次上书

章士钊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他做中共诤友的无悔人生。1949年春，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并不抱太大希望，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打不过就谈，并不真谈，而是拖延时间，胡搅蛮缠。但他对代表团的到来还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个代表团中，许多人已经是中共的老朋友了，其中就有自己的湖南同乡老友章士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