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继欧洲难民潮和北美非法移民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后,东南亚也爆发了严重的移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行动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加速了危机的升级,成为对地区稳定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挑战。认识到移民政策"安全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开始寻求加快推进移民的区域治理,由此产生了地区国家"安全化"行动与"区域化"进程两者并存的发展态势。然而,在区域化进程中,东南亚诸国面临治理维度发展失衡,政策行动上存在共识缺乏和能力制约等挑战。为此,东盟需要突破当前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化"反应模式,实现均衡治理和统一行动。作为东盟的重要邻国,中国应积极研究对策,加强多边合作与协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     

奥朗德政府的东南亚外交政策评析

法国奥朗德政府的亚太政策正处于调整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重新关注东南亚。为了推动亚太多元平衡秩序的形成、拓展法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及应对该地区热点争端可能带来的"溢出"影响,法国通过实施"灵巧接触",积极发展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双边战略关系、努力提升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参与地区多边制度的建设。法国这一政策变化将对东南亚及中国周边安全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体制外"增长与"体制内"导向:从身份认定看中国留学生政策与侨务政策的关系

中国海外留学生的规模是引人注目的,中国的侨务政策是独特的.留学人员作为有着较强跨国"流动性"和一定"海外关系"的群体以及潜在或可能的移民,中国目前对于他们有着怎样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原有对待其海外移民的侨务政策又有着怎样的关联与不同?本文试图着眼于此,在概述和评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派出及回国政策的同时,以身份认定作为探讨政策导向及其预期目标和影响的基本出发点,对中国留学生政策与侨务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华人与东南亚经济

华人与东南亚诸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西方殖民者的鼓励下,大量华人移民东南亚并大大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东南亚国民经济所取得的诸方面成就与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本文认为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华人在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关,并阐释了东南亚地区和马来西亚各州华人人口比重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本文还从华人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并将简单论及这一现象带来的启示.     

经贸与移民互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兼论近20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原因

近20年来,有约250万中国新移民涌入东南亚.除中国与东南亚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放宽出国限制和国内劳动力大量过剩等引发移民的因素外,推动新移民涌向东南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整合的飞速发展.双方经贸额激增、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援助和承包工程等,推动了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为中国新移民提供了大量谋生和发展的机会.     

产业升级、区域生产网络与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

201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现象便引起各方关注,这与此轮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大规模和高质量带来的深远影响有关.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本是受东南亚与中国经济关系、全球工业化扩散等中长期因素影响的正常经济现象,但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暴发等多种外部因素叠加,可能会加速制造业外移,使中国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局面.而中国经济以及制造业在应对疫情中的良好表现,又使对局势的判断和应对进一步复杂化,为中国进行内外调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制造业有序转移,强化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关系创造了"窗口期".     

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深化,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有日渐增强之势.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他们不仅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经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无形中也推动了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为通过对中国发展模式和先进经验的介绍和引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对中国外交政策与外交行为的支持与解释等方式,在促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与认同的同时,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未来如何更有效地借用这一资源,减少并消除相关制约因素,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赢,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发展迅速,援助的形式更加多样,成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人道援助、工程建设、科教与体育支持、人才培训以及志愿者服务等中国援助东南亚的方式,总结对外援助与提升"软实力"和"走出去"战略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对东南亚的援助必将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中国将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必然在地区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军事演习看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新变化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举行的军事演习,认为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即试图在该地区恢复和加强军事存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美国全球反恐体系,并介入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南海争端.这给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带来了不安和影响.     

从印尼五月骚乱看战后东南亚华人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印尼的五月骚乱突出了东南亚华人问题。反华排华一直是东南亚的普遍现象。导致东南亚地区华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民族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语言的复杂性、以及受冷战格局和所在国与中国关系的影响。为了根本解决东南亚的华人问题 ,华人本身、所在国、中国及国际社会等不同的社会主体应采取不同的措施。     

20世纪以前的南洋华侨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前南洋华侨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食料、食品以及饮食习俗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方面,华侨通过在南洋地区的生产活动,把中国的传统饮食传播到南洋地区;另一方面,华侨把大量南洋饮食物品传人中国。在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中,南洋华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东南亚地区华文教育的模式与性质分析

本文提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性质应该是华裔的母语教育,并分析了其原因,总结了当代华文作为母语教育的目标、内容及与华文被禁前的教学模式的差异。同时还分析了在东南亚地区针对不同教育对象应采取的不同教学模式。     

近20年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商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东南亚华商开始向中国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广东和福建侨乡地区。东南亚华商的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侨乡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马华文报纸话语权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新马两国华文报纸销量、华文教育的发展等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指出新加坡华文报纸逐渐被边缘化、作用被弱化的事实.文章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位,面对社会交流语言加速英语化的现实,华文报纸的社会地位将进一步降低.与此相反,由于马来西亚华人保留完好和系统的华文教育,华文报纸话语权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强,马来西亚也因此取代新加坡成为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     

论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

东南亚华人因深远的中华文化背景而长期保留其民族特征 ,但因与当地居民杂居混血 ,以及当地文化的巨大冲击 ,其文化正日益接纳当地成份 ,从而形成传统性与当地化交融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 ,以融汇外来文化著称的东南亚文化 ,也正经历着适应与涵化华人文化的过程。华人文化与东南亚当地文化的双向互动由此而产生。     

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民间桥梁: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协会中的华人角色分析

在今天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越来越频繁和多样化的交流活动中,东南亚各国的对华友好协会是这个地区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民间桥梁,而华人精英则不同程度地在各自的协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的在前台起主导作用,有的在幕后起主导作用,有的担任辅佐角色,也有协会华人尚处于缺位状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中,各国的对华友好协会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平台发挥积极作用。     

From Patrimonialism to Profit: The Changing Flow of Funds from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to China

ABSTRACT

Unlike the period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Malaysian Chinese no longer look towards China as a home they will ultimately return to. This is seen in the flow of funds to China from the Malaysian Chinese. Before the war the motivation was patrimonial. The funds were in the form of patriotic bonds and collections and remittances that went to the home provinces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mostly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Since the 1990s the funds flow has mainly been in the form of investment meant for gaining profit. This motivation was no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usiness investors from other nations investing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demonstrate this motivation in order to allay suspicions by indigenous Southeast Asians that the Chinese who live in Southeast Asia are diverting funds meant for Southeast Asia to China.     

明代东南亚华商经营之道探微

明代,尤其是16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往东南亚地区经商和移民,至清初以前,东南亚各地华人华侨的职业以经商为主,商贾小贩和亦工亦商的手工匠人是其主体.他们凭借自身的辛勤努力和卓越的商业智慧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并极大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了解明代东南亚华商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之道,是了解海外华人开拓史的基础,本文即对此作一粗疏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