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经济"转轨度"比较分析

本文从契约主导制度、行政主导制度和国民权利与自由三个维度对中俄两国的"转轨度"进行测量和比较分析.文章通过综合转轨度指标和转轨速度分析,指出了中俄转轨的四个基本差异:一、就转轨度而言,由于俄罗斯有较高的起点,其得分大多数时间高于中国;二、就制度建设稳定性而言,中国显示出平稳渐进的特点,而俄罗斯则大起大落;三、就转轨各个维度的耦合而言,中国三个维度的走势相当一致,而俄罗斯的三个维度的数据则有明显的背离;四、从最终结果来看,截至2003年,中国的转轨度指数已经超过俄罗斯10个百分点,就是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方面确实已经走在前面.这不仅表明渐进的转轨方式优于激进的方式,而且表明三个维度不能各自单项独进,市场化、政府改革和国民对改革实惠的分享必须步步耦合,才能保证经济转轨既稳步又快速地前进.     

中西方文化对程抱一“死亡观”的影响

虽然在文艺创作中,作家与哲学家的界限有所区分,程抱一先生的文学语言却处处力显其人生哲学。旅法半个多世纪的他是法语文学界成功的文化摆渡人之一。熟谙中西方文化精髓,程抱一通过其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经历了大部头的文学艺术评论、小说、诗歌创作之后,晚年程抱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死亡"的思考上,而这一初衷是为了通过"死亡"来探寻生命的意义。观其作品与语言,西方"俄耳甫斯之道"与东方的佛教禅学,道家的生死观与基督教的生死观对其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超越死亡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成了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应天齐:浓缩生命的大装置

三件装置:"金砖"、黑玻璃和画家在艺术圈里,应天齐被认为是个很会"来事的人"。这个词决无贬义,而是指他不断地借助各种艺术语言来阐述灵感与想法,顶多就是变换频率较高而已。从表面上看,他从来就不安分守己,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从他拿起画笔那天起,就立     

构建“中国学派”的观念困境:基于比较视野的分析

构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歧见丛生、远未成型、前景未卜的话题。即便如此,对于其已经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大影响的观念基础进行反思并不为时过早。通过从两个角度对"中国学派"背后所体现的观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学派"面临的观念困境在于:如果我们批判西方作为深层差异之外在表现成果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会株连到该内核的其他优势方面?在主张中国观念价值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潜在的弊端与危害?在中国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只有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文化、文明和思想层面的崛起及民族精神革新之后,才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提供思想的活水源头。换言之,对理论的建构者而言,与其循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而思考建构理论,不如立足于思考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关于如何塑造强大的积极的个体、如何保持民族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进而思考我们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去稍远,但却能够保证理论应用的品质及其价值维度。     

朱利安·格林“自传”——透过文本的视觉性追求写作的真实

朱利安·格林是一名多产的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有意识地忠实于其个人的生命体验。他将生活的经验融入到文学创作中,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边界,企图追寻属于作者个人的"内在真实"。在其写作过程中,格林注重视觉感官在文本中的重建,通过详细地记录其"精神的双眼"所构建的"视界",作家可能触及对他个人而言最真实的幸福感。这种依托于将想象与回忆的视觉体验具象化的写作方式贯穿于格林的全部叙事作品中,使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部对作者个人而言最为真实的"自传"。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三维路径探析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是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三维路径。“破”是前提,破除腐败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承”是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立”是根本,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破”“承”“立”三维路径是有机统一体,需...     

回溯过去,从昨天读懂今天

意大利米兰法院10月26日以逃税罪判了贝卢斯科尼4年监禁,并禁止任公职5过,此外还有对他而言微不足道的罚金。不年他有两次上诉机会,很可能与以往一样,一天牢房也用不着坐。老贝给人的第一印象一直是"风流"四年前他在罗马,出席脱口秀节目时,盯着美女的靓腿大饱眼福,让老婆十分光火。其实除了花心,老贝的真实碰生是一部硬人硬的法...     

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不断开创国际关系的新境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主张。所谓"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它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在价值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价值创新;在理论上,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理论内容,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多边外交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在目标上,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彻底摆脱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束缚。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的价值方案、理论方案、实践方案和目标方案。     

陈序经与暨南大学

陈序经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师.他不仅学识渊博,涉猎深广,而且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他主张搞学术要有"优容雅量","建一流大学就是抓名教授".其博大精深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在我国20世纪高等教育史上是一笔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暨南大学在广州的重建工作,并出任校长一职.陈序经先生对暨南大学的重建与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没有引路人,就会陷雷区

古玩收藏界历来是个曲里拐弯的幽暗之地,不少高人相貌平常,衣冠不整,却是鉴定高手,一件珍玩置于五米开外,他就真伪立判。而不少人牛皮逼烘烘,口若悬河,但一件东西让他看,多半走眼。我曾有一位忘年交,年过九十,在古玩行滚了一生,最后总结出八个字:识宝、爱宝、藏宝、献宝。献宝,即把宝物献给国家博物馆,这是一位古玩收藏家的最高境...     

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

吉田松阴是幕末著名的阳明学家,他分别中日国体不同,把孟子君臣观限制在中国,倡导"皇国史观"的国体论,但他依然吸收了孟子君臣观的思想因素。在面对藩主、将军和天皇三个效忠对象时,松阴强调对藩主和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对将军的忠,更多的是出于民生和维持国内安定的考虑,假若幕府无法行使自己的责任,孟子所说的"汤武放伐"即可发挥理论作用。而且松阴认为所谓"性善"即"得五伦五常而不失于外",将忠孝仁义统归于"忠",以"忠"来解释"性善",赋予"忠"以普遍性和绝对性,改变了孟子性善论的内核,为其君臣观打下了人性论的理论根基。     

当前日本实施观光立国战略的研究

2012年底,安倍晋三重新执政之后,为推进观光立国战略的发展,改组了日本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并要求相关部门要紧密合作共同打造"日本品牌",以此吸引外国游客访问日本。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对东南亚国家放松旅游签证管制、开拓穆斯林客源市场以及向世界推广日本饮食文化等措施发展观光立国。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外国游客赴日旅游,但是由于忽视了中国大陆客源市场的巨大潜力,日本推进观光立国战略发展的政策措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山崎丰子文学中的反战思想

日本社会小说作家山崎丰子的大部分作品中贯穿着反战思想,其中既包含了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内容,又有对日本对外扩张行径的反思,深入挖掘了战争中日本国民的紧张与不安,探讨了人物内心深处对"归"的渴望,唤醒了人们对战争残酷性的共识。本文以山崎的"战争三部曲"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对贯穿于山崎文学中的反战思想进行研究,详细剖析其"归"的主题和"哀"的基调,对日本是否具有"反战文学"进行深入讨论,了解事实真相,厘清文学概念,促进日本社会对历史的深刻反省。     

甲午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侧记

2014年8月在大连市召开了"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在"甲午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议题方面有一些新特点。一方面,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大,在以两国政治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交往、思想文化、计量分析等新的视角,使甲午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影响的研究趋向多维化。另一方面,研究理论与方法亦呈现多样化,由于该议题涉及近代东北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因此围绕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影响的研究,除使用传统的实证史学、比较史学等方法外,还多运用现代化理论、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等相关专业理论进行了交叉研究。此次会议展示了国内学界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处理当代中日关系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传统文化探析日本人的和谐观

日本传统文化不仅揭示了日本的历史变迁、社会风貌与生活艺术,更渗透着日本人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和"是日本社会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它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是贯穿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主旋律。纵观日本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的理念与境界不断缔造着"和"之韵与美,更构建着日本人的和谐观。     

‘A matter of political expediency’: Iran,Britain, South Africa and the settlement of Reza Shah's estate

When Reza Shah, the former ruler of Iran, died in exile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in 1944, he left some £110,000 in cash in his bank account and valuables and other items worth another £20,000. But he left no will; and the Union government proceeded to impose a tax amounting to over £43,000 (one-third of the total value) and to distribute the remainder among heirs as specified in Union law for persons who had died intestate. Reza Shah's son, Mohammad Reza Shah, the ruling Iranian monarch, hard up for money, fought these requirements. He claimed everything in his late father's possession was his, and that neither estate taxes nor distribution to heirs applied. A four-year battle over the estate ensued. It was eventually resolved, but only after vigorous efforts by two British ambassadors to Tehran, endeavours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outh African prime minister and, finally, an act of the South African parlia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ricate tug-of-war surround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estate of Reza Shah and what it tells us about the principal parties involved.     

The writer as social thinker

Social theory in, and social theorising about, Africa has largely ignored African literature. Yet, the works of African writers constitute potential sources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thought and for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y in the continent. Indeed, African writers offer the kinds of abstractions, comparisons, framework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frican lifeworld – and the place of the African in the global context in the longue durée – without which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fully account for the nature of being, existence and reality and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knowledge in the African context. 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Writers and Social Thought in Africa’ attempts to bring the social sciences back into conversation with literature (and vice versa) in re-articulating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literatur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t re-emphasises the role of African creative writers, not merely as intellectuals whose works mirror or can be used to mirror social thought, but as social thinkers themselves who engage with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questions of knowledge in the continent – and beyond.     

鲁迅．《狂人日记》与丹斋《梦天》的比较研究——以作者精神再生为中心

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和丹斋的《梦天》（1916）共同表现了作者精神再生或思想认同确立的过程。通过首次觉悟或最初觉悟，主人公们（“狂人”和“一民”）在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人世的罪恶。之后，主人公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这些罪恶进行批判，但最终不免饱尝挫折甚至受到监禁。狂人明白了自己也不是没有吃人欲望的“真的人”之后，才能摆脱疯狂状态；一民认识到自己也不是除了国家之外什么情感都没有的“真的爱国者”之后，才能脱离地狱监牢。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和《梦天》在结构上和思想上具有相似性。     

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东亚——读白永瑞先生的《思想东亚》

东亚人之间在"已知"与"欲知"相互作用下建构的认知与记忆矛盾重重,而朝鲜半岛的分段体制更是东亚范围内一大隐忧。韩国著名学者白永瑞巧妙地将"东亚"置于知识论的论述场域,提出极具创见的"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和"双重周边的视角",试图探寻去中心的东亚秩序及东亚脉络里的和平。这种新的思想视角和维度对当下审视东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涩泽荣一对华实业思想中的“利权”论述——以1914年访华为中心

关于利权的争论是1914年的涩泽荣一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话题。外界视涩泽此行的目的是获取在华利权，而涩泽则对此予以坚决反驳。在他看来，利权一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而作为来华目的之一的中日实业会社一事则纯属商业行为。此外，他又将利权赋予了双方共同获利的意义而为己所用。涩泽对利权的如此表述意在消除中国的疑虑，其背后所反映的对华实业思想也与他的国家本位意识、经济伦理思想和汉学背景等因素有着紧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