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维和政策的演变及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维和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从有效的国际主义到坚定的多边主义,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到美国式的国际主义,最后回归到有效的多边主义。虽然变动不居,但从本质上讲,美国的维和政策基本上遵循着一条主线,即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取决于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认知,以及国内压力(国会、民众)与这一认知间的复杂互动。     

冷战后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改革和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方面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这既是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及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需要,也是适应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要求的需要.上述改革和调整有利于维持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军事联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使美国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但客观上也会加剧武器和技术扩散,造成美国安全困境,并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贸易逆差,加剧其与有关国家的贸易争端.     

美国对亚非会议政策再探讨——基于东亚冷战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冷战的特点是美国着力组建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而中国通过落实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亚非会议成为中美两国冷战角力的焦点。美国对亚非会议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点:第一,美国不公开反对召开亚非会议,但鼓励所谓“温和国家”与会,以间接发挥美国对会议的影响力;第二,全力阻止会议发起国做出邀请中国与会的决定。在行动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转而要求自己的盟国代表“自由世界”发言,尽可能限制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影响。会议开幕后,美国没有对周恩来提出的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给予积极回应。会议结束后,美国逐渐认识到周恩来的外交活动在会议上取得了成功,但仍然未能促使它改变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场颇具规模、富有活力的思想运动,其主体是一群为数不多但相互联系密切的知识精英,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一致的外交政策目标,构建了一整套政策实施原则,并以思想库为基地,通过掌握和影响媒体,创建政治行动团体,甚至参与政府决策等方式,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对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当今美国政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论冷战中美国对东欧的双轨政策

“双轨政策”,即区别对待外国政府与人民,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冷战中美国对东欧政策就是灵活运用“双轨政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冷战中美国对东欧“双轨政策”的研究,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认清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从东欧的角度出发,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

本文着重探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战略界对东亚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关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走向的辩论,并对老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布什政府试图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态势由"遏制+威慑"转向"均势+威慑",并把应付日本力量的增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课题.但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安全结构,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反映了五角大楼对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态度,一旦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华盛顿重新界定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安全结构.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进行了重组,一方面组建了巨大的国防承包商,另一方面走军民一体化道路,并在武器装备上进行国际合作,以构建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防生产能力过剩,也是美国希望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改变和军事转型的需要,以及新军事变革的需要。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也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在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为保持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提供条件,扩大大型国防公司对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安全困境。     

美国与联合国初期的人权政治

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人权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后,它很快成为各国共同参与的问题,这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是拟定国际人权文件,三是实施联大人权外交。基于实质性的政治利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与联合国各国代表之间出现了决策上的斗争与妥协。一方面,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在人权标准、联大人权外交等问题上出现激烈冲突;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支持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职能,都反对拟定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不少对人权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的国家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构想则受到了压制。美国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人权政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同时避免联合国对其国内管辖权的干涉。这对美国后来的联合国人权政策及联合国人权议题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塑造还是反映民意?--民意测验与美国的对外政策

本文考察了美国民意测验的历史,并以美国对外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对外军事行动为切入点,探讨了民意测验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作为一种把抽象的民意具体化为一系列数字的手段,民意测验不是单纯地反映民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他们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而民意测验有时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一种工具而已.     

冷战后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与日本的应对

冷战后,东盟地区主义迅速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东盟实现了大东盟的愿望,加强了东盟地区内部的各种合作,而且突出表现在东盟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进程。在推动东亚合作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对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寄予了厚望,但日本的表现与东盟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反差。东盟和日本在东亚地区主义理念上的分歧是这一反差产生的根本原因。     

冷战后缅甸的对华政策

在冷战期间,中国对缅甸采取党对党、政府对政府的双重政策。１９８８ 年缅甸发生政治动乱后,中国终止了对缅共的支持。１９８９ 年４ 月缅共因发生内讧而解体,年迈的领导人被遗弃,这一中缅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不复存在。鉴于共同的世界观,中缅双方高层人员往来频繁。双方高级将领也经常互访,以加强缅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人事关系     

冷战后印度的亚洲政策及其启示

冷战结束后,印度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亚洲成为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与亚洲国家普遍交往并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印度将亚洲分为南亚、东亚、中亚和西亚四个地区,并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突出重点,采取相应政策,为本国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

新保守主义推崇弱肉强食法则,主张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机制。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赢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影响下中美关系时常出现波动。     

试析冷战后老挝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 ,老挝加快了对华方针和政策的调整 ,两国关系在经历曲折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老挝实施新的对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未来老挝对华政策的总趋势将是继续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的平稳发展。     

冷战后印尼对华政策的演变

由于受到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对中国价值判断的变化、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形势与环境的变化、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华人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冷战后印尼的对华政策经历了复交和解期和友好发展期两个阶段.了解上述因素在不同时期如何发生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印尼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实质,而且有助于把握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走向.     

冷战后越南对华政策的调整

本文认为从冷战结束后,越南开始实行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对华政策,这是由越南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关系、国家环境以及中国的态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关于未来越南对华关系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越南将会以面向未来、长期稳定为基本目标,但两国间仍然存在的一些矛盾也不容忽视.     

冷战后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原因

冷战末期至今的印度对华政策的三次重大调整是在现实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印度国内政治发展、美国和巴基斯坦等外部因素、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反应将是影响印度未来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其基本特征仍将具有两面性和反复性,但在积极和理性的方面将有所加强.     

冷战后巴基斯坦对华政策的驱动因素和现实考虑

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仍将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保持南亚战略平衡、对美战略依靠的不确定性和穆斯林世界缺乏可信赖的大国盟友,是巴基斯坦对华战略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反恐形势下,中巴在经济、防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逐步深入,但也面临巴基斯坦极端宗教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国内消极因素的威胁.     

冷战与发展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

自二战以来,为了实现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多重目标,美国政府将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最早的实践之一就是在1954年成立的、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集体安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所进行的相关经济活动。由于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在这一区域的外交和安全目的,美国的相关政策招致相关盟国的批评。不过,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的诸多特点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今天也仍可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