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面临哪些执业风险

律师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机制中,辩护律师面临着执业风险、压力增加等诸多难题,这严重影响了律师功能的发挥。要从根本上化解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必须完善对刑辩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赋予律师一定的职业权利。     

云南规定律师会见嫌犯不受时间和次数限制

由云南省司法厅起草并组织修订的《关于规范和保障辩护律师依法执业有关问题的规定》将于近日印发执行。修订后的《规定》明确指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羁押机关不得监听，不得派员在场。     

论侦察阶段辩护律师在场权

辩护律师的在场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赋予辩护律师在场权,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对于保障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程序公正乃至实体公正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及有关国际文件中都有辩护律师在场权的相关规定,或者蕴涵了其精神。我国应确立辩护律师在场权。     

特殊案件案情可以说“不”

<正>一般情况下,有关部门应询人应该如实回答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但鉴于某些刑事案件的法定性和特殊性,相关案情必须保密,对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可以不作回答。第一种情形,法定必须保密的案情。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情况;未成年人相关犯罪记录     

从国际标准角度看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现状及其改进

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与国际标准相比 ,在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协商交流权、法律援助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为使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与国际标准进一步协调 ,必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确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强化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 ,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 ,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协商权 ,完善律师的知情权和调查取证权。     

律师程序性辩护之初探

程序性辩护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它是指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向法庭提出程序性请求,从而影响或改变审判程序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辩护律师的排除证据申请权、程序选择权、终结审判申请权和程序抗辩权。程序申请权是辩护律师进行程序性辩护不可或缺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程序申请权没有作出系统的规定。因而,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并逐步在制度上加以完善。     

论律师辩护责任与权利之角逐和转变

尽管《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作了较大的修改,但依旧存在大量语言不规范、逻辑不通顺的地方。刑诉法第35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责任。"责任"一词因具有明显的道德审判色彩,同时也无法体现律师与当事人依据代理契约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更无法体现律师代表当事人与国家公权力一方博弈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将刑诉法第35条中的"责任"改为"权利",以严谨法律之表达,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执业权利,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检察机关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职权研究

检察机关一方面承担着控诉犯罪、实施刑法的职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诉讼监督职能,即监督制约法院的枉法裁判和公安机关的违法取证。控诉职能的实施与辩护律师职权的行使有着天然的对立性,而监督职责的履行也不必然获得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职权的结果。不管是从理论基础上考虑,还是从制度设计上看,检察机关都不宜成为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职权的义务机关。对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职权应恰当解读,它不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必然延伸,仅是检察机关的诉讼关照义务,法院应当承担更高程度上的保障义务。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新途径——对刑事诉讼中适用调查令制度的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对于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辩护律师无论是自行取证还是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调取证据,都存在着严重弊端,以致取证途径"阻塞"。调查令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经验给刑事诉讼取证模式提供了新选择。当前亟需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调查令制度,以解决辩护律师"调查难"的问题。     

胜诉之道——杨培国律师诉讼策略访谈（之九）——技巧多端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方略

在访谈过程中，我发现有不少外地电话向杨培国律师咨询刑事案件的辩护，也有登门拜访请求他为犯罪嫌疑人作辩护律师的朋友、当事人，但是，他答应为犯罪嫌疑人作辩护律师的刑事案件却很少。     

State Power and Unbalanced Leg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state power in China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a survey of about 290 lawyers,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lawyers are selective in taking on lawsuits.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represent clients in litigations pertaining to economic and civil affairs, as opposed to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and criminal cases. For one thing, lawyers receive high payment for lawsuits of an economic nature. For another, there are risks involved in taking 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and criminal cases. Selective legal representation by lawyers suggests that leg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unbalanced.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但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并对律师介入侦查的诉讼权利进行种种限制,难以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能作用。本文着重就律师在侦查阶段应以什么身份介入侦查以及在侦查阶段应享有哪些诉讼权利作了阐述并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检察环节下的律师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近年来,律师权利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检察环节下律师权利保障仍然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行使,也使诉讼公正难以实现。为了使这一情况得到解决,笔者对检察环节下的律师权利保障问题作以理性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形成此文。     

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中法律地位研究

该文认为,确定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是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听证工作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执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正当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帮助其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优惠的关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效果不甚理想。为了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厘清司法实践中律师有效辩护的现实阻碍,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特有的程序机制,通过适当转变律师的辩护策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完善律师辩护权利的救济机制等措施,来推动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隔音空间外的律师庭外言论——论律师庭外言论规制的第三种模式

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种针对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模式,即严格禁止模式和底线标准模式,但其法理基础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在某些语境中律师庭外言论概念会混淆。隔音空间理论下的规制律师庭外言论将弥补了前两种模式在律师庭外言论概念混淆、法理基础薄弱等缺陷,引入隔音空间理论有其合理性。应根据律师庭外言论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将律师庭外言论进行类型化构建,并根据其法律后果的不同进行不同层面的规制。     

论律师法的修改及对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

修改后的律师法,扩大了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利,从理论上解决了律师执业中"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三大难题.从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上来讲,这次律师法修改,是一种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进步,赋予了律师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平等的权利,给予了律师以充分的法律信任,表明律师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待遇在不断提高,他们将在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Let the Facts Speak

Inconclusive conclusions lead to inadmissible evidence on Xinjiang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lawyers have concluded there’s no evidence to prove "genocide" in Xinjiang.The UK Parliament has decided it’s a job for the lawyers not the government.     

息讼市场与利义融合——转型时代律师促进调解的可能及其实现

承担起促进调解的职能是转型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应有的理性认知和社会担当。律师参与调解具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积累,明确的服务内容和利益结构。律师参与调解有助于提升调解质量、提高调解效率、防范调解异化。为发挥律师对调解的促进功能,执业律师务必夯实专业基础,准确把握调解框架,丰富社会阅历,洞察纠纷成因出路,努力引导当事人迈向合作,达成自身经济诉求和正义责任的统一,并推助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仅仅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限的法律帮助是无法很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根本的做法应当是,取消"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与"辩护律师"在称谓上的不同,而统称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赋予律师以辩护权以及在侦查阶段即赋予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弥补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之立法不足,这对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