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的诗

秦观虽名列“苏门四学士”,在作诗上却是走自己的道路,是元祐诗风的别调。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他以诗写情事,写景工丽,咏物诗则讲究寄托。但境界较狭,风格纤弱。秦观的诗细丽、轻巧,也想学苏、黄之用事,但显然功夫不到家。他的七绝坚持唐人作绝句的方法,风格清新自然,虽有纤弱之嫌,却也是诗坛上不可或缺的一种风格。     

《诗经·采薇》新解

一《小雅·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其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来为人们所赞赏,推为千古名句。然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理解竟是颇不相同的。总的看来,可归为两大派:一派以《诗序》为代表,认为是“遣戍役”之作,是诗人为了欢送战士出征而创作的乐歌。朱熹在《诗集传》里赞同这种观点并加以诠释。另一派以清康熙年间的姚际恒为代表,他在《诗经通论》里认定是“戍役还归”之诗,是戍卒自己创作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支持姚的观点。     

论钟嵘的布衣文学观——兼对《诗品》品第批评方法再认识

布衣文学观是钟嵘的根本文学观念。它在《诗品》中凸显为两点：一、打破门第观念，不拘一格选录诗人，尤以布衣寒士为主体，形成中国文学第一个布衣诗人群，奠定了布衣文学的中国文学主体地位。二、坚守布衣诗风，针对玄虚、繁密的流俗，提倡“骨气奇高”、“情兼雅怨”的诗“质”美趣。布衣文学观是关注生命的文学观念，它瞩目于生命精神的弘扬、生命的提升与安顿。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清初的选诗活动与清初诗坛的繁荣

清初选诗活动最具特点的,是编选本朝诗的热情极其高涨。清初诗选本的编选与清初诗歌的繁荣密不可分。从选诗活动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清初诗坛的繁荣,为选诗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选诗也表现出规范诗歌创作、引领诗风变化的自觉意识;同时,选本中所具有的对诗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也为清代诗学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苏轼词中的理趣

苏轼称得上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他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诗、词、文、赋等各种文体卓有建树,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他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也很突出。苏轼的诗词风格富有个性,同时也具备了宋诗词风格的某些主要特征。可以说,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征在苏轼中的作品已十分突出。尽管前人对苏轼“以议论为诗”、用诗来说理多有所指责,实际上,这正是苏诗另辟蹊径之所在。由此感到:     

论廼贤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贡献

廼贤是西域葛逻禄氏罕有的诗人，“其名少亚萨都刺”，在民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以民族特质为中国诗史添加了新的精彩：诗中草原物象雄奇，边塞诗特色独具，并为中国叙事诗史增添了老妇的艺术形象。游牧民风沉淀为清雄劲拔、真率自然的诗风，为元代诗坛注入了活力。遁贤广泛学习汉族文学、艺术，在游记散文、书法等方面皆有造就，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其以诗交友，增强了多民族的学习交流，尊重理解，显现了各民族间强大的凝聚力。     

论韦应物悲情诗的时空体系

韦应物为大历时期著名诗人,以田园诗著称,诗风自然淡雅。韦集所存十九首悲情诗,上接潘岳、下启苏轼,延演于后世,诗人对爱妻的那份率真、挚爱之情倾吐于诗中,凸显了悲情诗“感今怀昔”的共同主题,彰显了妻子勤劳、贤惠、与诗人心灵默契的美德,构建了悲情诗的时空体系,丰富了我国古代悲情诗创作的经验。     

唐代世俗化背景下诗歌评议之小说化趋向

唐代诗歌评议逐渐呈现出一种小说化之趋向。发展至宋最终形成了“诗话”这样一种诗评格式。诗歌评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乃是由唐代文人及诗歌的世俗化引起的。本文将分阶段论述这样一种小说化的过程。     

动得真情有好诗——敬读《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

“学问为诗古亦讥,胸无学问更堪悲;要须尽入洪炉冶,动得真情有好诗。”这是黄云同志诗《无题一首》,深刻地阐述了做学问与写诗的区别和关联:那些经过千锤百炼、动真情的诗才是好诗。这首诗既是黄公的诗论,也是他的切身体会和写诗之道。诗如其人。正是凭着深厚的涵养、丰富的学识、高尚的追求和炽热的真情,黄公为社会和诗坛奉献了《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一书。黄公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德艺双馨艺术家、著名书法家。黄公篆隶楷行草均优,行书尤长,其书法艺术饮誉海内外,已出版两本个人书法作品集。他还是优秀诗…     

古文的艺术精神与审美属性——兼论唐文奇崛的成因

古文的核心是“古道”,而非文辞之古、文风之古、文体之古。开元、天宝年间古文的艰涩,韩门一派的奇奇怪怪,甚至有唐一代文章的奇崛之风,都与唐人过度关注文辞复古、文风复古、文体复古相关联。韩、柳的成功,则在于他们始终把“古道”作为“古文”区别“时文”的主要标准。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     

“归来偶似老渊明”——论陆游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

陶渊明的诗风是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陆游因为在用韵、意趣上化用陶诗,表现出宋人学陶的普遍方式,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陆游学习陶诗的契合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对陶渊明的接受经过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并以自己的人生体验理解了陶渊明的归隐情趣。陆游晚年退居山阴之后才大力学陶,是陆游晚年诗风与前期不同的一个原因。     

从对杜甫的评价看宋代诗风的演变

从宋人对杜甫的评价中,来寻找宋代诗风的演变和宋诗的特点,并且由此探讨宋人的诗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是一个有趣而又颇有意义的问题。宋代以来,杜甫一直被尊为“诗圣”,占据着中国诗史上最神圣的一页。闻一多先生甚至说: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但是,我们知道,杜甫在唐代诗坛上的地位并没有后来那么高。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一共十二种,现存十种。其中,只有晚唐五代韦庄所选的《又玄集》选有杜甫的作品。杜诗在唐代的失散流离就已     

动得真情有好诗——敬读《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

“学问为诗古亦讥，胸无学问更堪悲；要须尽入洪炉冶，动得真情有好诗。”这是黄云同志诗《无题一首》，深刻地阐述了做学问与写诗的区别和关联：那些经过千锤百炼、动真情的诗才是好诗。这首诗既是黄公的诗论，也是他的切身体会和写诗之道。诗如其人。正是凭着深厚的涵养、丰富的学识、高尚的追求和炽热的真情，黄公为社会和诗坛奉献了《桂海桑野·黄云诗词百首》一书。     

京华再访臧克家

1995年10月8日,是我国诗坛泰斗、我的恩师臧克家先生90大寿。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10多家单位,于10月中旬在京召开了“臧克家文学创作研讨会”、举办了“臧克家文学创作生涯65年展览”。我因出差南方,未能参加,便写了“诗坛泰斗,人间寿星”8个字和《诗人,诗一样     

试析丘逢甲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诗歌理论

近代台湾省籍杰出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作,早在清末民初已名震遐迩。黄遵宪称丘诗“真天下健者”;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众所周知,清末“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就是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要求在内容上反映新的生活和新     

姚贾并称的产生与流衍

唐末五代时期,面对纷繁多向的诗歌审美旨趣和创作取向,士人们试图将众多前辈诗人排比归类,从而为诗歌之道做出最基本、最简洁的划分。齐己在其《还黄平素秀才卷》诗中首次将姚合、贾岛置于对举的地位。南宋时期真正出现了姚贾并称的说法,一些诗人群体如永嘉四灵以及江湖诗派诸人明确地将姚贾诗歌作为效仿接受的典型范本。姚诗的随和纤细与贾诗的寒涩苦僻以及二者所共有的清冷深幽的审美趣味,在南宋人眼里,正可以矫正江西诗派末流的圆滑熟烂之弊,从而为充斥着陈陈相因之气的诗坛重新开疆拓土。释永颐于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或稍后创作的《悼赵宰紫芝甫》诗,是现存最早出现＂姚贾＂二字的宋人文本。姚贾诗风由于本身的局限性,在严羽等倡导的诗禅理论兴起之后,逐渐沦为及目直寻诗论的反面注脚。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

在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之间,不少诗人运用传统诗的形式,采用新名词,表达新思想、新观念、新感受,促成了中国诗坛的变革运动。为了推动这一诗歌变革运动的发展,其倡导者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在此书及稍后发表的《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一些理论主张。后来就称这次诗歌变革运动为“诗界革命”。本文拟着重讨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