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弊端及完善

参与式行政立法“既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又维护行政权力正常行使,既限制公民滥用其权利自由,又控制行政权违法专断行使”。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有利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同时,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有利于实现行政立法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事实上,我国行政立法的专家参与和利害关系人参与都存在较多问题。所以,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专家参与和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度,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行政立法公正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实现,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参与的权利化:内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行政参与的发展遭遇了实效瓶颈,其根本原因是行政参与未能完全权利化.行政参与权利化蕴涵三层含义:其一,行政参与不应只是行政手段,本质上是公众的权利即行政参与权;其二,行政参与应成为具有完整权利形态、综合权利性质和丰富权能内容的行政参与权;其三,应明确政府对行政参与权的尊重、保护与实现义务.行政参与的常态化及实效倚仗行政参与的权利化.当前我国行政参与的权利化面临的困境包括行政参与的前提性权利即行政知情权的确立与行使难以全面化、常态化;行政参与的本体性权利即行政参与权的各项权能的确立不充分,且缺乏政府义务的对接;行政参与的保障性权利即参与监督权匮乏,导致行政参与权救济途径不畅通;等等.应当从理念矫正、法律建构、制度机制完善三方面突破行政参与权利化的困境,以保障公众行政参与权的享有、行使与实现,并促进行政参与实效目标之达致.     

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及类型化调控

警察行政介入民事领域的正当性,可归结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利、贯彻服务行政理念三方面。警察的介入行为亦可整合为三种类型：作为警察行政之固有内容的、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职权性介入,行政法范式变革下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的的义务性介入,以及基于服务行政理念的柔性介入。依照辅助性原则,职权性介入应以尊重其他行政机关的优先处理权为前提,义务性介入仅应在个人无法通过民事救济渠道及时实现权利时方可实施,实施柔性介入前亦应评估其他行政机关排除危险以及个人通过民事救济渠道保护权利的可能性。若实定法规范体现了法定主义原则,则警察的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皆无决定裁量之空间,亦不得以柔性介入取代法律明确规定的介入措施。即便实定法规范体现了便宜主义原则,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亦受裁量权收缩法理的约束,对职权性介入的规范也可借鉴这一法理。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中信赖保护的实觋

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是平衡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重要原则,是形式意义的行政法治走向实质意义的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信赖保护原则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拘束国家行政机关,对于稳定行政法律关系,对于建立诚信政府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研究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对于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具有非凡的意义。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     

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请求权初探

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请求权是行政法意义上的一种积极的私人公权利,其核心是同等情况的行政相对人应该得到行政机关的同等对待,避免遭受到歧视和不公.该权利的运用和实现不仅对行政权力的运行发挥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能够促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自觉遵循禁止行政恣意原则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同时也可增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认同感.如何保障该权利的实现是行政法治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对该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对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请求权的保护和救济.     

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

“制裁性”不能成为在个案中界定某种行政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处罚的标准,因制裁性标准的两个要素,即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违法性”和行政措施为相对人施加“额外不利效果”,本身并不周全.是否将某种有争议的行政措施视作行政处罚,关联着能否实现相关立法所期待的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确保依法行政、确保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实现程序经济原则等功能.在大体维持形式性界定标准的前提下,将没有必要进入个案的功能要素予以裁减,进而考量各种相冲突的功能的重要性,并借此作出判断,是在个案中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可由之路.在相关判决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类型化处理,能够使此种功能性考量逐步走向理性化.     

行政程序性权利研究

行政法的人权保障价值最集中的体现为参与主体行政程序性权利的实现,并具体化为保障实体性权利实现的工具价值、保障平等主体地位的内在价值、平衡行政优先权的制度价值、促使权力运作合理化的实践价值等.以行政执法过程为主线,可以把行政程序性权利划分为发起权、知情权、参与权和防御权等内容,这种分类方式有利于理解行政程序性权利对于行政执法过程的不同推动作用.行政程序性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权利宣示制度、规范转化制度和救济补救制度等的健全和完善.     

论行政救济的原则

行政救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对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的总称。行政救济的原则是指设置和实施行政救济制度所应当遵盾的准则。将行政救济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对行政救济制度的原则问题加以研究，有助于立法者理性地审视现有的制度，科学地设置和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笔者认为，现代法治国家完整的行政救制度的设置和实施至少应当遵盾以下原则。一、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是权利救济思想和权利救济理论的集中表述。这一原则由来己久，源远流长，而不仅仅是行政救济的原则。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则所具…     

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

行政法机制 ,是指行政法的构成、结构、以及运作原理。平衡论认为 ,现代行政法机制 ,乃由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整合而成。其中 ,制约机制是指既制约行政权非理性膨胀、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 ,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维护行政秩序 ;激励机制是指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为公众谋求更多的公益 ,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实践法定权利、参与行政 ,以实现私益的递增。现代行政法正是通过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的协调运作 ,形成最佳的资源配置格局 ,实现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目标。     

行政征收的法律规制论纲

公民财产权的排他性支配属性及其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呼唤法律对行政征收进行有效规制。首先,行政征收立法应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并以公共利益条款限制征收目的。其次,行政征收程序应吸纳正当法律程序的精髓——参与,并且这一参与应是有效参与。最后,在不得不征收公民财产时,行政机关应给予公平补偿。     

海峡两岸经合框架协议若干法律问题新探

海峡两岸经合框架协议（ECFA）的内容实质就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一点应与法律性质问题区分开来讨论。立足于大陆立场,ECFA法律性质仍应定位于＂行政合作型区际协议＂。从WTO相关条文的模糊性及成员实践来看,部门涵盖度与过渡期限问题在现实中并不会成为ECFA的法律障碍,而且两岸尚可考虑向WTO申请特别豁免,因此无违反WTO规则之忧,台方亦不必过虑＂10年90%＂。ECFA后续自由化谈判应本着互惠双赢的精神稳步进行,而不宜单纯追求协议形式。     

论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权部门间配置新模式

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权在相关部门之间的配置体现为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形式＂管理权、其他部门在各自范围内行使＂实质＂管理权的＂两层皮＂局面。在探讨司法鉴定管理权部门间配置的过程、方式和结局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权的配置新模式：参照反垄断权的设置模式,整合司法鉴定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能和职权,设立直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位于各管理部门之上的司法鉴定委员会,统一宏观行使司法鉴定管理权、协调各管理部门关系、起草司法鉴定法、制定各类司法鉴定标准、完善司法鉴定制度,进而实现司法鉴定管理权由＂分权＂到＂集权＂,实现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之目标。     

远程审判的程序正当性考察——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目前来看,远程审判具有实践上的正当性,而欠缺历史的正当性,在形式正当性上也不完备。我们考察远程审判的正当性时,应超越形式的正当性标准,而深入到实质正当性的层面。在实质正当性的层面,又要超越实践正当性与历史正当性的分歧,而在纯粹正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由于诉讼在本质上乃是法律世界的主体化解异议的交往行为,因此我们应从交往行为所依赖的理想言谈情境出发,来分析远程审判的程序正当性问题。理想言谈情境要求主体的言语行为符合四个有效性要件,根据这四个有效性要件,我们可以建立诉讼程序的纯粹正当性标准。以此标准进行衡量,远程审判在程序上大体符合纯粹正当性的要求,但是也有个别具体障碍需要消除。     

论法律保留原则

从我国行政法律理论和实践出发 ,法律保留在我国确立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原则、法治国家要求和基本人权 ,其适用范围理论应该采用重要性理论 ,其适用的密度应该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自治条例、行政规章等 ,法律保留适用的领域应该包括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政治权利以及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等行政活动领域 ,而且法律保留原则还要求法律必须具有明确性 ,以保证行政权力公正合理地行使     

完善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基于比较法视野的研究启示

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在各国（地区）立法以及国际条约中均有所体现,但其实质内容却不尽相同。基于此,以我国著作权立法与实践的现状检讨为突破,从宏观意义上的整体制度架构和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内容规则展开比较研究。是构建理想制度形态的重要路径。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立法修订应在雏固现有整体框架的基础上,平行三种计算方法的适用序位,精心雕琢“实际损失”与“侵权获利”的考量标准,全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定赔偿制度。     

论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立法之完善

法律在规制网络言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规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定。我国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覆盖面广,各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存在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以及法制不统一等问题。完善规制网络言论的立法,应遵循必要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国务院应加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审查和清理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出台《网络信息管理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略论物权法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

《物权法》树立了平等保护私权的理念，明确了征收拆迁应予补偿及补偿的原则，有利于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征收是一个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则应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应在《物权法》中明确国家是征收及征收补偿的唯一主体，进一步完善征收补偿的原则，以真正落实《物权法》的私权保护观念，切实雏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协议的范围——兼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颁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界定了行政协议的概念和范围。从具体内容来看,解释对行政协议的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宽泛,不当扩张了行政协议的范围,主体标准、目的标准和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标准均难以成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应以非市场行为性作为识别行政协议的关键要素。同时,该解释所列举的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以及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本质上属于市场行为,应为民事合同的范畴。该解释扩张了行政协议的范围,不符合行政协议非市场行为性的本质属性,不符合物权法等相关立法的规定,也不利于相关纠纷的解决。因此,应从合同法规则的可适用性、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以及维护契约严肃性等角度再行考量行政协议的概念与范围,以更好地实现行政协议的应有功能与作用,充分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