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限度的理论构建:从价值优化论回归合法限度论

刑法解释限度,是指刑法文义解释所不能超越的、法律文本(刑法文本)所限定的文义界限和程度,以确保刑法解释对象和解释结论的合法性(限度)。刑法解释限度所欲解决的主要是刑法解释合法性问题,而不解决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刑法解释限度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法律规范用语的语用学所可能确定的、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语言意义为标准,可以简称为“语用意义的国民预测可能性说”。刑法解释限度的诠释学功能,是指刑法解释限度在诠释学上所具有的限定刑法解释合法性的功能,其特点是有限性和层级性。     

再论法学对哲学诠释学的继受

法学对哲学诠释学的继受,存在着解构与建构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向。为此,须明确法律诠释学对哲学诠释学进行继受的可能与限度。立足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解释学立场,在建构意义上将法学方法论纳入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框架中,诠释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对法学方法论进行反思,更在于实现诠释学思维的方法论转化,创建法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诠释学反思导向法律意义的追问,必然引起法律概念论从实体本体论向关系本体论的革新。     

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追问

刑法解释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是揭示作为法理念的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法律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正义内生于法律文本之中,而外现于法律解释之外。刑法解释的正义化要求做到:为符合解释的实质性正义,刑法解释应以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视角去看待并观照刑法,以达人性化和谦抑性的要求;为符合解释的形式性正义,刑法解释应满足刑法文本字义的最大射程,并在字义不能自足时,以历史和社会的眼光遵从解释的程序性原则规定;为最大化地实现刑法解释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解释者亦应维护刑法的安定与理想,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     

法律解释学的新向度:走向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指主体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它是西方现代以来对传统主体性哲学进行反思和超越而构筑的哲学研究新范式。传统法律解释理论是以主体性为分析进路、以正确理解法律文本为核心、以研究具体解释方法为内容的法律理论。然而,随着法律实践的发展,以主体性为分析进路的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因而,引入以主体间性为分析进路的现代法律诠释学理论就十分必要。它进一步发展了法律解释学,对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法律解释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认识论、法治与刑法解释的目标

<正>一、问题之意义任何法律都需要解释,刑法亦不例外。"解释使法真正有效——它胜过科学的一切理论的思考与科学的假设,常常也胜过现行的法律条文本身。"应当说,这是法学家和法律家皆熟知并认可的事实。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整个法学工作的基础是法律文     

我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吗?

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离不开宪法视角,解释宪法需要考虑文本、结构和历史。我国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既相像又有所不同。美国宪法文本没有规定言论自由应承担的宪法义务,但由最高法院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我国宪法文本规定了言论自由及其界限。美国采用"不得立法"模式,禁止立法剥夺,法院可直接援引宪法;我国采用"经由立法"模式,先将宪法言论自由具体化为法律,然后法院援引法律。美国宪法属于"差别保护",公共言论的保护优于私人言论;我国宪法承认这一区分,但具体化为法律后消除了这一区分。中美两国宪法均承认人民主权,这为我国言论自由条款的重新解释提供了可能。民法和刑法有关言论的规定应予以重新解释。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兼评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

刑法修正案(八)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设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而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认为其包括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及严重的人员或财产损失。解释的认定导致污染环境罪可能存在双重罪过的困境,通说的观点亦难以给予合理的解释,司法实践面临着对该罪罪过形式认定的困难。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将"严重的人员或财产损失"的内容作为行为人认识的客观超过要素,从而支持了污染环境罪为故意犯罪的观点,破除了该罪可能存在双重罪过的难题。     

重申法律解释的明晰性原则

每一次法律适用都需要解释几乎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形成或者根源于过于宽泛地界定了法律解释的含义,或者是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错误认识。为了避免这些错误认识带来不利的后果,我们需要在妥当理解法律解释含义的基础上,澄清在具体情形下法律规则可以是清晰的、规则与事实之间的逻辑缺环不能依靠解释加以弥合、哲学诠释学不能为法律解释的普遍性论题提供充分依据3个问题。重申法律解释的明晰性原则,强调法律解释作为一种澄清文义的活动只有在法律规则不清晰时才有必要,以使法律解释这一特殊的法律方法得到更好的运用。     

论法律解释的融贯性——评德沃金的法律真理观

以融贯性作为检验法律真理的标准,是一种超越真理观上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立场的尝试。德沃金的法律解释思想以融贯论作为法律真理观,以罗尔斯的"反思性均衡"作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以信念之间、信念和经验之间的融贯性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从而为"法律唯一正解"提供了哲学上的正当化根据。但是,原则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并不存在理想意义上的融贯;法官的类推解释只能达致局部融贯而无法形成整体融贯;法律的无穷解释使德沃金的解释理论陷入无法自拔的"明希豪森困境",这些理论上的难题使德沃金的法律真理图景成为一种虚假的幻相。     

秘密性是区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标准

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中，秘密性一直是作为区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标准，并且被按照通说来普遍接受和一贯奉行。但是，“平和窃取说”对“秘密窃取说”的通说进行发难，这给理论乖实践中认定划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界限带来冲击。本文认为，“平和窃取说”没有实际上解决盗窃罪和抢夺罪的界限。秘密性仍然应当作为区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标准。     

鉴定启动的“令状主义”与“随意主义”

鉴定的启动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世界各国鉴定启动模式的利弊和变化趋势以及鉴定启动的目的进行分析后发现,鉴定启动的法官控制模式更合符启动鉴定的目的,同时为克服法官控制模式启动鉴定的弊端,应当赋予当事人平等的请求鉴定权,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技术顾问制度.     

"法律"字词的使用是怎样实践的?——在"康熙世界"与"孟德斯鸠世界"之间

关于"法律"一词是如何使用的,在中国的康熙时期和孟德斯鸠时期进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之间存在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经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并且深入理解"法律"一词的"世界流通"问题,进而从新的角度理解中西法学关系.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近代这段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启发.     

反行政垄断没必要区分“地区垄断与部门垄断”

如何对行政垄断进行科学分类,是反行政垄断必须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理认界和法律实务界对行政垄断两种形态即地区垄断和部门垄断虽然有较为一致辞的认识,但因两存在较多的交叉重叠,也由于两者在然害性质和然害手段上基本相同,所以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两者的区分意义不大.     

论商标先用权中的“商标”与“使用”

商标先用权的立法确认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既体现了“使用”的价值得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认可, “使用”在商标权取得过程中的地位藉此得到了明确,也充分弥补了我国商标注册制的缺陷与不足.但由于我国《商标法》相关规定的局限性,商标先用权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可能出现困难.为此,应当将对“商标”的保护延伸至“商业标识”,并强调商标的实际使用及其在先性而非其影响力,同时应当正确理解商标在先使用的主观状态.     

建设"有限"与"有为"的政府

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即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再议“合一论”与“复合罪过说”

德国关于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合一论的主张与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复合罪过的概念各有特定含义,“合一论”的罪过形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类型划分和观念为前提。复合罪过现象的原始含义不同于合一论。应该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来进行真正复合罪过形式的研究。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幻觉与迷”一章法理释读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思想发展第三阶段中最为成熟的作品,尼采本人亦将其称作"第五福音书"。聚焦于该书第三卷,"论幻觉与迷"一章囊括了尼采思想殊为重要的三个方面,即在隐微术背景之下人的"上升"、"复返"、"形变"。本文通过梳理"论幻觉与迷"的内容意涵,管窥尼采思想的总趋势,从而对"上升"、"复返"、"形变"这三个形异而质联的概念形成一些认识。     

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

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警察”，“公安”与“治安”概念辨析

"警察"与"公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警察"概念,既可以作名词用,又可以作动词用,指国家或政府中负责社会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专门机构、人员力量及其职务行为或实践活动过程."公安"概念是一个状态名词,指"公共安全"或"公共安宁",表示社会秩序安宁的状态."公安"概念如果不加"人员"、"队伍"、"机关"、"工作"等主语词,就很难说是指"警察".从现代社会治安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看,我们必须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使用"治安"概念.我们在使用"警察"、"公安"与"治安"概念时,必须根据具体语言环境正确处理好科学规范与使用习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