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法律抑或实现正义——对司法权本质属性的正义考量

基于对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典型案例深入的思考,像广州"许霆案"、四川泸州"二奶遗产继承案"以及国外的像"古特非法行医案"、"祖父遗产继承案"等等,本文认为:司法不仅要实现法律,而且更要实现正义;实现法律是相对的,实现正义是绝对的;实现法律是司法的形式与手段,实现正义才是司法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实现法律是为实现正...     

贿赂治理的理想与贿赂追征的计算

贿赂治理的理想是有效威慑贿赂,降低或消除行贿或受贿的激励。基于此种理想,贿赂额的追缴应当考虑贿赂的不同时间标准而以"数额高者"为标准。而目前的司法实践和学界通说均以静态化的"受贿时的数额"为标准,此种标准既不能有效体现贿赂治理的理想目标,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鼓励贿赂的后果,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正当性和民众的正义直觉。日本法上对此也有不同争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应当发挥更大威慑作用。我国的司法实践完全能够在既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实现从"受贿时数额"向"数额高者"的转型,以实现贿赂治理的理想。     

西方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

在以孟德斯鸠、贝卡利亚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司法理念的影响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人道化改革,逐步确立了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和审判公开等原则;自古希腊以来的司法平衡智慧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司法制度也颇有影响,如西方各国法律中确立的司法原则——当事人对等原则和辩诉交易制度等等,就体现了司法平衡的理念,而所谓司法平衡就是指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利益上的平衡;自古希腊以来的司法正义理念对西方司法制度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一理念强调通过司法途径来实现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体正义),英国的衡平法以其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弥补了侧重于追求形式正义的普通法的不足,从而在英国法律体系中达到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间的平衡。     

司法廉洁的制度化构建

司法被誉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廉洁程度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法律这一"公正艺术"的价值和作用.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司法腐败情况的发生,建立完善的司法廉洁制度无疑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要有效解决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司法监督体系、改革法院管理制度,提升法官遴选标准以及落实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审判原则,最终实现佣制度保证司法廉洁".     

论“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法治模式

"FVCL模式"是一种"财政倾斜"、"村民自治"、"文化素质"、"维权法制"四合一的农村法治模式,其价值取向是农村社会系统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践行"FVCL模式",必须建立科学公平的农村财政金融体制,完善城乡居民平等的救济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维护农民权益的实体法律制度,依法控制权力,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培育农民法律文化素质,加快农村司法改革的进程。     

刍议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与系统治理

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是以大数据为支撑,以类案监督为特色,以促进治理现代化为指向的系统监督。法律监督具有治理属性,检察机关在大数据赋能下能够更好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最终实现系统治理。具体而言,可通过开发“检察+大数据”应用平台、推广监督模型以及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等方式发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优势,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有效推进系统治理。     

“全域数字法院”的构建与实现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司法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建设一种全新的法院样态——"全域数字法院"提供了可能。与既往的法院信息化建设不同,"全域数字法院"是一场重塑性的制度革命,它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为基本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与数字赋能,更加注重流程再造与制度重塑,更加注重全面数字化与高度智能化,运用"技术+制度"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注入新效能。建设"全域数字法院",主要路径是通过"平台化建设""无纸化转型""智能化赋能"三阶段,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司法平台,提供全时空在线的司法服务,构建全流域智能的司法模式,驱动司法制度的全方位变革,并最终实现司法领域从数字赋能到制度重塑的革命性变革。     

以司法行为合理化为支点 提升公正司法能力水平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其中,公正司法既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也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但是,公正司法不可能一蹴而就,笔者认为,在实现公正司法的诸多途径中,司法行为合理化应当成为提升公正司法能力水平不容忽视的重要支点。因为法治国家的实质标志是依据法治精神而形成的涉及重大关系的理性化制度得以运行,而法律实施的过程则是确保正义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可以说,司法行为是司法的核心和中轴,司法行为的合理化程度不仅关系到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直接影响法治建设的实现程度。     

从国家主导到草根需求:对“法律下乡”两种模式的分析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为了整合农村发展,国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以及建立村民自治制度等方式大力推动"法律下乡",由此形成了"法律下乡"的国家主导模式。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以来,由于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高涨,农民通过自觉学法、用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形在各地兴起,这一过程使国家立法透过农民的需求加快嵌入农村,调整乡村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草根需求下的"法律下乡"模式。当前"法律下乡"模式的二元化具有重大意义。两种模式在产生原因、实现方式、具体目标、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彼此衔接,同时,两种模式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农民融资困境的法律治理研究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农民融资需求增大,农民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造成农民融资困难现状的原因多种多样,法律治理的缺乏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系统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在梳理农民融资困境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民融资困境的法律分析,认为只有将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农民融资困境等问题纳入法律制度保障的范畴,加快推进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弱化"国有"金融机构严格的内部贷款审查制度、加强法律监管力度,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农民"三者协调理论,才是解决农民融资困境的根本出路。     

接近正义寻求和谐: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哲学之维

案例指导制度是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也不同于普通法系中判例法的一项新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现行司法体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接近正义、寻求和谐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案例指导制度能够解决因制定法自身缺陷与不足所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确保司法平等,实现形式正义。另一方面,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实现法律调整机制结构的合理化,即实现硬性约束和软性约束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对社会生活有效回应的弹性法律调整机制。     

数字治理的法治进路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赋能治理，是因为数字技术可以使国家精准识别特定个体并提升宏观治理水平，赋能立法和科学决策、自动化行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公众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但数字治理也存在诸多难题。系统化构建数字治理的基础制度、平衡数字治理中的多维度法律价值、强化对数字公权力的制度控制以建构技术发展的社会信任基础、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数字治理的国际化水平、预防和矫治数字治理的异化，是数字治理应当遵循的基本法治进路。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案例指导制度与法官能动性

法律确定性与实质正义都是法治的组成部分。换用中国的现实语境来表达,也就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司法政策: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效果的统一。但是,法律确定性有可能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或者说,法律确定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为了保证确定性有可能导致个案的不公。在此情形下,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道横亘在司法者面前的难题。本文拟从案例指导制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法律规则与司法活动之间的能动关系。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及运作"司法是确保法律回应性的根本方法。"①法律适用的核心就在于将普遍性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个案当中。由于制定法自身可能存在法律漏洞、前后矛盾、过     

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协商性司法是一种新的程序主义,它强调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在协商性司法中,正义被重新解释,即当事人所追求的是自己需要的正义,称之为"互利正义"或者"协商正义"。对话与妥协是协商性司法的基本作用机理,而程序保障则是协商性司法的制度框架。     

检察一体履职数字模式的建构思考

建构检察一体履职数字模式，是以高质效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一环。制度层面，是提升法律监督实施效能的内生需要；技术层面，是深入推进数字检察改革的客观要求；治理逻辑，是实现检察一体价值目标的时代必然。要注重增强检察一体履职机制数字赋能供给，加强数据权益保障，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拓展检察一体履职数字场景。     

涉讼农民非理性诉讼特征的解构——从"鸭巴子"返还纠纷案切入

本文选取了一个普通的鸭子返还纠纷案例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出以下观点涉讼农民的"非理性"诉讼特征实际是另一种理性;农民追求的是实体正义;涉法上访和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一定的连接关系.在司法过程中虽然不能消解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观念和制度冲突,但是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代法治的理念和技术形成一种沟通和"妥协",进而将基层法院的司法功能定位于纠纷解决.     

区际法律冲突的法哲学思考

区际法律冲突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发生区际法律冲突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群体的利益所致。从本质上讲,区际法律冲突是法律的利益和正义价值的冲突。中国是一个存在着区际法律冲突的典型国家。构建中国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有效途径在理论诉求上需要坚持主权完整和"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立法层面上平衡各法域的不同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司法层面上则注重司法实践的实质正义。     

区块链司法的生发逻辑与中国前景

区块链技术主要解决信息交换与共享中的信任和安全问题,其融入司法领域,可以独特的方式重塑现有司法行为和司法程序。目前,无论是全球视域还是我国的本土探索,区块链技术不断融入司法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从生发逻辑来看,这是国家政策支持、数字法治建设内需所共同推动的结果,也离不开区块链技术秉性与数字正义的不谋而合。区块链技术赋能的互联网司法场景,都可以称为区块链司法。基于区块链的技术优势,落地的司法场景应当更为广泛。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区块链司法面临着来自技术风险与合法合规方面的双重挑战。因此,要实现区块链司法的程序性正义,需要做好从技术到法律规则的体系化准备。     

浅论司法潜规则——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为视角

法治是指对公共权力的法律控制，也是指以法律规则对社会的规范化治理。潜规则的盛行，是法治的异化，也是法治建设中的一块绊脚石。导致司法潜规则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从正义价值出发，简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与司法潜规则的相互影响，以及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价值冲突与平衡，我们该如何对待司法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