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习惯法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功能

环境习惯法作为多元制度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纠纷多元解决方式的重要制度基础。在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中,环境习惯法难以作为"准据法"被适用,而更多地作为司法适用的小前提"出场"。而在环境纠纷解决的诉讼替代方案中,环境习惯法除了作为有效的选择性裁判依据而适用,还作为纠纷解决的具体事实依据被广泛适用。     

试论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构建

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存的情形下,怎样强化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制度功能,使"东方经验"日臻完善,是当前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从构建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使之与基层自治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平行并存互补、范围略有差别、协调有机运行的     

论商标法的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从商标权的“行”与“禁”谈起

我国<商标法>从"行"与"禁"两方面对商标权进行了规定,体现了商标法是融多元价值于一身的法律制度.在商标法的诸价值中,保护商标权是其基础价值,保护消费者福祉是其延伸价值,促进有效竞争是其核心价值.为实现商标法的核心价值,需防止商标权保护目的化,并从强化商标标识功能和防止混淆入手,完善我国商标制度.     

论我国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案例指导制度在解决"同案不同处理"方面的优越性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尝试从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内涵和特点出发,阐述了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不可替代性,分析了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价值,提出完善我国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建议,对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作探索。     

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新思路

我国目前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途径主要包括媒体途径、政治途径、诉讼途径和信访途径;这些途径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很少为消费者维权提供适当的途径,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非常缺乏。而在国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途径是多元并存的,非诉讼的争议解决途径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消费者"的概念在金融领域内的延伸与兴起,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金融法中引入"消费者"的概念,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作为金融监管的第一目标以及我国金融改革和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之一,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     

“程序保障说”视野下的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

我国调解制度中"以调代判"、"调审合一"等诸多问题一直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诟病,然而我国调解制度的问题远不止于其表面之程序设置。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法律制度背后蕴藏的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体地位的漠视。以棚濑孝雄教授为代表的主张"程序保障说"的学者提出了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和决定型纠纷解决路径的概念。这一组概念的提出对我国调解制度与和解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这一宏观角度出发,结合"程序保障说"理论和我国调解制度的核心问题,构建我国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应从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内部关系、合意型纠纷解决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外部关联、合意型纠纷解决路径的优势和缺陷以及在合意型纠纷解决程序中关键性人物"中间人"的职能四个方面入手。     

走向和谐与法治——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客观规律给予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合理性和外在正当性。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琐碎化,决定了法律（司法）一元控制难以实现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世人所认可,为世人所构建。本文将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总括,设立目标和具体制度做相应探讨。     

试论我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路径选择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震的过程对于平衡多元社会利益,推动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并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策参与中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运作资金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和监督乏力等现实问题,应该从法律、制度以及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等层面有针对性地予以应对,解决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问题,以期提高政府决策能力,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涉诉信访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涉诉信访已成为困扰我国司法与行政的一大顽疾,解决的根本在于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重塑涉诉信访,首先要从"权限"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规制,规范信访机构的受理与处理行为;其次要对现有的"四级两审"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法的可诉性;最后,构建真正的以司法独立为根基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彻底实现当事人的息诉罢访目的。     

民事审前程序的功能及其实现

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功能定位长期以来侧重于其作为审理程序的准备功能,而忽视其作为独立程序所具有的解纷功能。审前程序的适用,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的相关内容,重视其程序功能的多样性,明确其独立程序地位。通过构建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审前程序主体结构,约束性答辩制度、诉讼失权制度等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在实现审前程序准备功能的同时,衔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拓展其独立解纷的功能,以达到审前案件分流之目的。     

示范性诉讼：旅游消费者群体性纠纷救济的制度更新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市场的繁荣以成熟的旅游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保障。在旅游过程中,当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知悉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等被侵害时,因旅游消费的特殊性,考虑到成本等原因,多数的旅游消费者选择沉默或"弃权"。虽然,新制定的《旅游法》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群体诉讼的模式规定由代表人诉讼来解决旅游群体性纠纷,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功能在解决大型侵害纠纷上发挥得最佳,在解决"小额多数"性的旅游群体侵害纠纷上发生功能错位而不能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群体性侵害纠纷之解决的需要。通过比较、分析各国群体诉讼形态之功能,本文指出德国式的职权型示范诉讼更能够有效的解决"小额多数"的旅游消费者群体性纠纷。     

民事协助执行人范围之确定

对于民事"执行难"的问题,民事协助执行人是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作为前提性条件而言,完善的民事协助执行人制度需要解决其主体范围问题。但对于民事协助执行人的范围,我国学者认识多有不一。以民事协助执行人的功能为首要考虑要素,在与其他诉讼主体相区别的基础上,适当扩大民事协助执行人的范围,有利于发挥这一制度之功能。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与超越

当代侵权行为法面临的危机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困境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突出表现在制度功能、当事人心理和司法裁判方面,根源在于固守传统道德机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无法应对现代复杂的侵权关系。解决的途径在于重新审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体系、检讨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赔偿的操作方略,寻求解决危机的有效路径。     

构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以D区法院陪审制改革为样本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没有明确陪审制的目的,社会对陪审制的作用存在多元期待。陪审制目标多元,导致陪审制功能定位模糊,陪审员角色多元,为法院的目标所置换。陪审制因服务于法院的需要而与社会疏离。因为缺乏目的论的指引,理论研究多滑向移植他国制度或"存在即合理"的两个极端。陪审制的目的应该是"让裁判体现民意"。藉此陪审制的功能应重新确定为:构建司法过程中的公共领域,保障司法的公共理性。为此,必须对陪审制进行以祛除审判权本位主义为重点的制度重构。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广州市的探索与实践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     

论重构我国多元、高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伴随着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与复杂程度的日益增加,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有必要研究借鉴美国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经验做法,探寻在知识产权解纷机制中合理运用ADR的制度选择,重构我国多元、高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中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理思考（下）

三、我国引入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功能性障碍 在制度的移植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一是被移植国是否存在需要该制度来解决的问题：二是该制度移植后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引发新问题。前者可以说是一个移植的必要性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制度功能的发挥问题。     

公众参与与行政主体理论之变迁

公众参与是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领域的基本潮流之一,它对行政主体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行政主体制度的功能从传统的单一分权功能拓展到多元功能,行政上体的类型也由公法人一元主体转向私法人与公法人并存的多元主体,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也面临重构.我国处于复合转型期,行政主体理论与制度既要发挥传统分权保障功能,又要适应公众参与潮流在行政主体制度功能多样化、类型多元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平等化等方面的新要求.     

论我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针对我国现行纠纷解决制度中存在的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导致的低效率问题，从纠纷解决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必须以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和利用为前提这一基本命题出发，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纠纷解决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并从纠纷解决制度的多元化结构、竞争化的发展方向等方面，提出了重构我国纠纷解决制度的初步设想     

“两个证据规定”颁行背景的理论解读

在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两个证据规定"之所以能及时出台,客观上有其急迫性。"两高三部"通过完善刑事证据法,大力革新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主要是致力于防控刑事冤案与司法误判,转变司法实践的办案模式,缓步推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以及履行人权保障的国际义务。这些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中长期使命与发展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