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与规范管理——以山东省新泰市平安协会为例

国家的法治化，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社会自治组织作为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的平台，有利于克服法律的稳定性、程序性所带来的局限，及时、充分地满足法律主体的权利诉求；同时，社会自治组织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并存与互动，适应了法的社会化趋势，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顺应法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组织体。为了促进和保障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国家要依法保障社会自治组织的基本权利与权力，加强对社会自治组织的引导与规范，社会自治组织也要做到自身运行的法治化。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商会为分析对象

清末民初的天津商会裁判以法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为背景,体现出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因而具有国家强制与社会自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交响互动的悖论特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秩序,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的商事法律并未完全成为高度分化的社会自治系统。     

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以清末民初的天津商会为分析对象

清末民初的天津商会裁判以法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为背景,体现出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因而具有国家强制与社会自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交响互动的悖论特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商会裁判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秩序,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的商事法律并未完全成为高度分化的社会自治系统.     

社会自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是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良性互动的社会。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化管理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培育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社会自治组织,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本文通过论述社会自治的历史渊源和理念支撑,阐释了社会自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自治的三个逻辑建构支点。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国家主义立场

选择走法治之路是共和国七十年来最重要的制度成就,而法治道路的构设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斟酌权衡。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需要运用强大的国家权力进行资源整合、社会动员,以实现国富民强。以国家为中心建构法治秩序是依法治国实践中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也是势所必然的选择,突出表现在立法和司法领域。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国家主义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对人类法治文明的贡献。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都是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各有其限度,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此维度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公民社会视域中的村民自治

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以及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社会自治运动的兴起,各种民间组织的壮大,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提供了实体性支撑。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育是中国民主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基本路径之一。以公民社会的构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的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得失,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较好地解决困扰村民自治中的一些问题的新的角度。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三重逻辑及其理论意义

与“去中心化”为基本品性的西方治理思想不同,“政党引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模式源于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独特的文化逻辑、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厚重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论为理论支撑,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模式厚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和“民本思想”之中,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百年创新历程,打破了西方社会治理中“国家-社会”二元互动的圭臬。在理论维度,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模式确立和强化了党在治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建构性与引领性功能,建构了一种基于“政党-国家-社会”三元互动框架的社会治理模式,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既有治理理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话语的治理方案。     

内容“述”形式（下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艺术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内容“述”形式（上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信仰的悖论与理性的限度——克尔凯郭尔人神辩证法刍议

Religious exper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e survival of the dialectics. Needless to say,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is theoretically aimed to create a prerequisite f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God create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hould be answered in the asp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God. As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t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human and Go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观点可谓众说纷纭。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改革的内容、改革的经验、改革中的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可为人事制度改革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以和解为例,兼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解制度是缓解诉讼正义与效率紧张关系,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方面.比较我国和国外和解制度,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和解制度的规定流于简单,在操作中较随意,以致对和解行为的监督和补救带来不便.为此,从法律的内生性资源中寻找解决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