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易所回购市场法律问题分析

中国债券回购市场诞生于1991年，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为各类市场主体构建了重要的短期融资平台，对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市场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其间长期充斥着各类违规违法现象，造成了巨额交易损失，对中国金融秩序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且虽经数次整顿仍反复发生。中国回购市场的问题主要成因于现行金融体制与金融发展客观需求间存在的体制性冲突，成立于体现浓郁“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构造，爆发于市场主体利用制度缺陷、铤而走险式的不当交易行为。问题的彻底解决应当从完善法律制度和改革金融体制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既要建立与回购交易本质属性和经济功能相适应的恰当的法律规则体系，又要遵循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束不恰当的金融市场分割局面，解除不必要的各种金融限制，建立统一、开放、顺畅流动的稳定、高效的金融系统，从而剥离回购市场承载的过多与其交易性质不相符合的额外功能，使其恢复应有面貌。     

论区块链对中央对手方结算的挑战及其应对

目前,我国主要实行证券中央对手方结算,尽管其能降低结算风险和成本、提高结算效率,但是其不但自身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基础不明,而且集聚了结算风险、未能真正实现货银对付,并且易导致资金和证券的流动性与结算风险管理标准降低。区块链能够满足证券结算的功能需求、实现自动结算、保证数据一致性且无法篡改,能够有效解决中央对手方结算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具有取代中央对手方结算的巨大潜力。但要实现区块链证券结算,必须在法律上对该技术的应用予以确认,赋予区块链数据以证据资格,将原有的破产隔离机制延伸适用至区块链证券结算,同时必须明确区块链结算平台的法律地位和职能。     

我国证券信用交易风险控制的几个法律问题研究

证券信用交易是海外资本市场颇受投资者欢迎的一种交易制度,但因其保证金的杠杆作用,也容易产生风险倍增的效应。证券信用交易的风险控制,涉及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是全球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建设的核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国证券信用交易风险控制制度的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如券商的风险控制问题、投资者的信用账户管理问题、证券信用交易的"让与担保"问题、保证金制度的完善问题等。探寻这些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并寻求解决的思路与方法,是目前我国证券信用交易法律制度建设的重点。     

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建议

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对于经济有序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首先从证券信用交易的基本概念进行阐述,通过对基本概念进行阐述可以对证券信用交易进行最基本的理解,为后文的一系列论述作了必要的铺垫.为了进一步了解证券制度,本文列举了证券交易制度的相关案例及我国的法律规定,分别对案件详情、事实认定、判决结果作了详细的说明.     

证券内幕交易以及法律控制研究

我国的证券业已经发展了近20年,广大的投资者在体验股市带来的巨大刺激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不单单是来源于股市自身,还有我们看不见的推动股市的幕后黑手本文就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以及法律控制研究方面进行简单的探讨.     

跨国证券投资的法律冲突问题研究

各国在投资法、证券法、合同法、银行法、公司法等领域的内容差异,是产生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因。目前国际社会并无统一专项的国际公约与国际惯例对此予以协调和规制,相关的国内立法是跨国证券投资及其法律冲突的主要法律渊源。本文着重论述各国在证券发行、交易及其投资领域的法律规则差异和冲突,以此作为研究跨国证券投资领域中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跨国证券投资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     

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跨国证券投资实际是证券交易的结果,其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有关跨国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法律适用规则。各国证券立法存在差异与冲突,主要体现在发行与交易行为、股份转让限制、跨国证券并购、股东利益保护、上市公司治理、证券民事责任等方面。有关证券法律适用的准据法确定主要取决于对证券的定性及其适用范围的划定。在国际现有的各种法律体系之下,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对证券有不同的定性,然后归类于相应的冲突规范,从而导致不同的准据法适用。总体而言,有关证券法律适用的范围大致包括证券物权关系、证券契约关系和证券股权关系三个方面。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问题,不仅针对证券发行与交易中的私法关系,也可能包括与证券管理有关的具有公法性质的规则。证券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内容的特殊法律部门。所以首先应对证券法中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识别,区分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以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关于证券跨国间接持有关系的法律适用,PR IMA原则正获得各国的接受,中国在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亦考虑采用该项原则。     

论合同管理与企业法律风险控制

当前,我国依法治国方略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近年来,与企业密切相关的《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颁布、修订,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标准日趋规范严格,构建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是中国企业适应我国法治环境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而加强企业合同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不法交易之法律实务运作——以台湾实际发生案件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市场存在不少的不法交易，对于整体金融市场的健全以及投资大众的财产均构成威胁。在台湾地区成立的投资人保护中心主要以受理投资人保护为主，根据所接受的案件而分类，较常见的证券不法案件分为四种型态，第一类为财报不实型态，第二类为内线交易，第三类为操纵股价，第四类则为公开说明书不英[1]。     

国际证券抵押物权关系法律适用原则初探--兼评《关于由中间人持有证券若干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日益繁荣和跨国融资规模的逐步扩大,跨国证券转让协议和证券抵押协议数量不断增加,如何确定经中间人持有证券物权关系准据法,以保护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尤其是抵押证券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跨国有价证券交易安全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考虑到国际证券的特殊性,强调适用证券的中间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为准据法(the Place of Relevant Intermediary Approach简称PRIMA)兼顾意思自治原则,以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谋求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中间人所在地法原则"取代传统"证券所在地法原则"的趋势已体现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最新成果--2003年12月13日海牙<关于由中间人持有证券若干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之中.     

风险社会的刑法风险及其防范

在风险社会刑法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刑法的任务由保护法益转向保护国民的安全感;预防理念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犯罪圈不断膨胀;传统归责理论有所突破。这些新动向使刑法在遏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潜藏着风险:一是不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可能导致泛刑法化与重刑化;三是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四是责任原则有大范围超越的风险。要消除这些风险,必须平衡好允许的危险与禁止的危险的关系;协调好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权衡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总之,"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名言在今天仍然应当被坚持。     

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把握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客观需要。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依法授权,核心是依法用权,保证是依法监督。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党的组织形式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     

中国法治的曲折进程与完整内涵——阅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在全面展示中国法治成就的同时也在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基本规律。在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治建设反映了法治发展规律,已经形成的关于法治的规律性认识包括:政党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由有限政府理念到政府责任观念,社会建设与社会权利,人民民主和人民法治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和思想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实践,构成中国法治未来发展的思想主线和文化基础,中国法治也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完整把握中国法治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法治的宏大体系,视政党为中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加深人权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确立社会法治对中国法治的意义,以及发展法学教育加快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依法执政"的哲理思考

执政是掌管国家权力,现代国家的统治是以政党的形式来实现的,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必须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执好政,才能长期执政。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公民的守法主体精神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社会为基础,如果不建设法治社会,就不可能形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内涵的净化与提升,是法治社会高度发展与完善的一种成熟状态.公民的守法行为是实现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而守法主体精神的塑造则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的基本路径.公民守法的主体意识、理性意识及其对法律的信仰意识是守法主体精神的生成性要素;公民意识的培养、道德精神的塑造、法治理念的确立是守法主体精神的构建性环节.     

刑讯逼供的法经济学思考

刑讯逼供已经成为我国当下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顽症，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学界对刑讯逼供治理的论述仍无法突破那种缺乏“问题意识”的窠臼，因而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与论述之间存在着断裂。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寻求刑讯逼供发生的一个前提，即证据资源的稀缺性与侦破案件对证据强烈需求的矛盾性，这从一定意义上拓展了观察、分析刑讯逼供现象的视角，为彻底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法理依据。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     

论经济法权利的生成——以知情权为例

几起商品有效期、生产日期标识案件,提出了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的法律问题。在民法的调整中,交易一方的知情利益是通过交易对方承担告知义务的模式加以确认与保护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知情利益在这种保护模式下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消费者知情权有必要予以确立。由此可见,作为经济法主体的消费者所享有的知情权,是克服民法的局限而确立的。同样,有关经营者、政府等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也可依此思路加以发现与总结。     

依托再审程序构建案外人救济途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评析

在执行中对执行标的主张贵体权利救济时，案外人通过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还是通过向执行法院院长“申诉”而由院长依职权审查处理？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改良大陆法系常用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借鉴法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制度、依托审判监督程序，扩大申请再审的主体范围，构建案外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再审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途径应是当下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