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红裙子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因为在小学里参加文艺表演，必须要准备一套白衬衫和裙子。小小年纪的我已经知道，因为奶奶常年病魔缠身的缘故，父母的工资还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闲钱给我做裙子？我只好主动对母亲说：“算了，节目我不演了，还是让老师换别的同学吧!”母亲说：“那怎么可以？我想办法吧!”     

我的爷爷在台北

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我孩提的时候，“爷爷”这个称谓，在我们家是忌讳莫深的——因为爷爷在台湾。     

常怀千岁忧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说来，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     

老济南的京戏情结

老济南是指我所能记忆和听说的那个年代．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人们常说的看戏或听戏．指的都是京戏。看其他的戏则直称其名，如“看河南梆子”、“看蹦蹦（即评剧）”等。更老的人则把京戏称之为大戏．因为那时最大的戏院只演京戏，不演其他戏种。老济南对京戏的情结．虽比不上京、津、沪那么有名，但在各省中还是很有影响的。     

当我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２０年前，我曾是广西话剧团的一名小演员。我首次到北京时，在天安门前仅能“留个影”，因为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不允许随便参观的。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绕着那高大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走了一圈，真的好想进去看一看那神圣的殿堂，想亲手摸一摸那高大的石柱。然而，在那“火红的年代”里，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只能悄悄地埋藏在心里，等待着春风的来临……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５日上午９时，我作为医学界的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一个中国农工民主党年轻的党员，终于迈步走进了曾在我梦中萦绕的人民大会堂。走上石阶，我轻轻地拍了拍当年那可望不可及的…     

破镜何需再重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练，黄健当之无愧：50年代，他以“剪式”方法培养出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郑凤荣；60年代，他以“俯卧式”方法培养出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70-80年代，他以“背越式”方法培养出女子跳高亚洲纪录创造者郑达真、杨文琴…     

让更多的台湾民众了解青岛的名牌——记台湾“中国一百强”电视片摄制组在青岛

青岛的“海尔”、“青啤”在祖国大陆是响当当的名牌，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享有美誉。可是，在台湾了解认识它们的却还不是很多。“海尔”、“青啤”的产品至今还未登陆台湾岛，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不久前，台湾年代新闻台拍摄题为“中国一百强”的电视系列片，第一站便选择了青岛，确定拍摄“海尔”和“青啤”。“功课”做得细 7月16日，我们去流亭机场接摄制组的蒋雅淇小姐和王伟鉴先生。当交换过名片之后，蒋小姐就对我说：“刘先生，我知道你。”我有些不解，因为在这之前与台方联系工作的是另一位人士，与蒋小姐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话…     

深切怀念我的史学老师朱维铮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先生于2012年3月10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先生曾做过我大学时代的班主任，讲授“中国历史文选”课一年．上世纪80年代，应山东大学历史系聘请，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如今，先生走了，回忆50年来对我的教育、指导和关爱，无比悲痛。先生的刻苦学习精神．教学中的高度责任心，永无止境...     

如何推进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进行了“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的行政改革运动；英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展了全面系统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动。我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掀起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热潮。     

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力的对策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据统计，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出量和存量仅分别占全球对外投资的2．72％和0．85％；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占国际市场的份额也不到3％。企业“走出去”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主席像——栉风沐雨六十年

上世纪70年代．“主席像”曾经是每个城市最常见的建筑。几乎每个广场、每个机关、丁厂、学校，都有一尊伟岸的毛泽东塑像。“主席像”成了那个时候的城市地标，以“主席像”为背景，摆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Pose，是那个年代留下的最多的合影。     

半个甲子一路走来 《告台湾同胞书》依然鲜活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上世纪70年代，台湾诗人余光中于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的名作《乡愁》，道尽了无数台湾同胞的思乡情怀；     

我们应如何贯彻“以人为本”原则

中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但“以人为本”的原则并不是中国走上这一道路的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了20多年以后提出来的。这说明，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它是针对着原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提出来的。     

“两楼一路” 彰显民生至上

2008年12月初，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偃师实验中学的学生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因为他们终于有了崭新的教学大楼；走在刚刚竣工的“光上路”上，山化乡光明村支部书记张道仁十分激动：“对这条路，我就说两句话：第一，政府心里装着咱老百姓；第二，今后再不会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骑摩托、骑自行车再也不个白嘴啃泥了。”     

红土地上谱新章——“黄冈现象”调查

巍巍大别山，滚滚长江水，孕育了英雄的黄冈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黄冈人民舍生忘死，紧跟党走，贡献卓越；在新的历史时期，黄冈人民再谱新章，奋力推进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发展速度跃居全省前列，开创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被称作“黄冈现象”。最近，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研室、省经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研。     

为祖国募捐

我从小就想能绕着地球走一圈。前年．知道中国旅行总社开始了这个旅游项目，我就报了名。中途屡经波折．原先说好了的伴儿，突然又反悔说不走了。人数太少，旅行社就不能组团，无法成行。后来，我就在自己家里“挖潜”，对儿子芦淼说，我帮你买一张船票，你给我当翻译．咱们一起出海吧。私下里想的是——自己家的人，“反水”的概率较低，这件事才有可能实施．     

生存之上，生活之下——“蚁族”的幸福在哪里？

“如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巧合的是，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思考”     

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主张复兴农村的“以农立国”论者，另一方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主张繁荣都市的“以工立国”论者，除此也有人主张“第三条路”和“先农后工”，“发展农业资本主叉”。就争论的问题来看，其焦点在于是促进农业以引发工业，还是发展工业以救济农业，抑或先农后工？亦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走“农化”的道路，还是走“工化”的道路，或者走先“农化”后“工化”的道路的问题。尽管论战各方都缺乏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也没有搞清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反思这场争论，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也有其现实意义。     

彩色情结

大概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彩色胶片被可以出国的人悄然带回大陆，能够照上一张带“色”的照片足以表明身份尊贵。还有冲洗呢，如果你不想远涉重洋的话，最近的地方是尚未回归的香港，价格不菲。我还珍藏着我的第一张彩色照片，一帮大学同学傻呵呵地咧着嘴，我知道他们心里说：咱可也带色了。但现在看起来，那照片像素极低，色彩严重失真。     

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美国做“统运”的人

我认识花俊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记得一天，廖秋忠从外面回来说：“明天去张昭庆家聚会，每家带一个菜，在联合国工作的朋友花俊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