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无怨无悔”

生产商品、开发项目、兴建工程、举办活动等等，都要核算成本，以减少消耗，压缩开支，提高效益。可以说，成本高低是任何企业和事业单位经营活动成败的关键，投入产出不合理，成本太高的行业或项目，肯定会萎缩乃至破产。由此联想，举报贪官，虽不算“经营”，但也是“活动”，也有一个成本核算问题。倘若成本太高，举报者难以承受，纷纷知难而退，那么时下还要依靠举报为主要线索的反贪事业，恐怕就很难有所作为。 　　武汉童车厂职工廖世刚、陈福鑫为了告倒贪污的厂长，个人花费近万元，当他们面对 400元奖金时，慷慨地说：“为反腐败…     

资讯·短讯

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大。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拳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说，香港人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是一种态度，只要是腐败行为，无论大小都不放纵     

新加坡：强力反腐造就清廉之国

新加坡政府在国际上享有廉洁的美名，被公认为是“最少贪污的国家”之一，贪污也成为全社会所不齿的“过街老鼠”。但其今日的卓越并非一蹴而就。     

政策“贪污”也应该受到惩处

随着我党对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逐步加大，使一些侵吞国家财产的“蛀虫”纷纷落网，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些被惩处的“蛀虫”中，很大一层是利用职权之便，贪污、挪用国家财产，这种经济贪污行为，由于其性质严重且现象明显，只要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但有一种贪污现象，即政策“贪污”现象却因其危害作用的隐蔽性，而往往容易被忽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所谓政策“贪污”就是指仅从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出发，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有利的政策，便贯彻执行，无利的便断章取义地、或者按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则变通，“灵活”地贯彻执行。城然，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在贯彻执行政策中也一再要求要把握好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是在不违背政策原则基础上结合实际的灵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将政策有效地贯彻落实好，还有利于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好、保护好、调动好，但却被有些地区、单位、部门和有些人曲解成和奉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灵活”。有些政策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明确禁止，有些地区、单位、部门和有些人之所以仍旧令不行、禁不止，原因主要就在于这些地区、单位、部门和这些人将部分政...     

立足基本国情,建立“廉价政府”

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如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政府机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去探讨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立足基本国情，建立一个“廉价政府”。“廉价政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针对庞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提出的口号。他们的“廉价政府”观主要强调官员不贪污不受贿，保持廉洁；政府官员的待遇不能超过社会相应的阶层；政府要低成本，高效率。资产阶级革命者提出的“廉价政…     

奈何朝杀而暮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明一朝对贪污的惩治是非常严厉的。连郡守、县令那样的官“赃至六十两以上者” ,不仅要“枭首示众”，而且还要“剥皮实革”（一种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 )。更莫说贪污数额更大的了。可见朱元璋对贪污的憎恨和惩贪的决心。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贪风一直未能压得下去，以至颇令这位素来“严于吏治”的开国之君痛心疾首：“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以后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忧虑还是满有远见的。大明一朝的贪风不仅久治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史载：明孝宗宠爱的太监李广死后，从其遗物里搜…     

毛泽东：重视勤俭节约 反对浪费

毛泽东一贯重视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并从自身做起，在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讲话、著作和实践中，都特别强调要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告诫人们，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是水火不相容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反对贪污浪费，不仅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     

反腐史上的多个第一

1、1952年4月18日。中央通过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粉面巨贪不归路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说的“有道”，至少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获取钱财的路子要正，要合乎道理和法规；二是要合乎社会道德。 人民银行河北市任丘市支行原会计杨淑华和她的丈夫李晓路，在获取钱财的问题上却背“道”而驰，共同贪污了１５００万元，因犯贪污罪夫妻俩一块儿被判处死刑。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在获取钱财时一定要做到“取之有道”，否则只能自毁幸福人生。     

争夺婚姻“主导权”贪官妻子跟丈夫比贪比狠

2013年7月18日上午9时，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贪官夫人曹艳芳。法庭上不断爆出的“冷幽默”令旁听者大跌眼镜：曹艳芳的丈夫贪污了两千万元，而曹艳芳却利用丈夫职权贪污了整整3000万元；曹艳芳在丈夫的下属以及有求于丈夫的商贾面前，拥有比丈夫更强势的“威望”。     

车考腐败“黑幕”只是令人吃惊吗？

车管所不放过40所驾校，从学员信息录入、预约考试到考试通过，关关“雁过拔毛”，所长受贿近30027元，临时工也不落空，贪污30万元……一本小小的机动车驾照，背后竞牵出令人瞠目的腐败，河北省石家庄市车管所第三分所20余人“沦陷”其中。     

“京城第一贪”是怎样炼成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腐败案解析

“双面”区长闫永喜在官场里打拼了近三十年，也曾辉煌过。但他最终还是无法摆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给他带来的法律制裁。蕾经被社会各界视为“奇人”的他。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向了“京城第一贪”？     

第一现场·国内

有的贪污官员喜欢“囤积”现金，有的腐败分子则偏好“收集”房产，腐败花样真是层出不穷!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称，腐败“创新”很可怕。     

警惕：腐败从幕后走向台前

说“腐败从幕后走向台前”，似不准确，因为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见不得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走向台前。但是，本文提出的反对“台前腐败”的命题，的确令人深思。无疑，“台前腐败”也是前社会腐败现象的一种客观存在，它和“幕后腐败”同存共生，如同两个孪生毒瘤，严重地危害着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肌体，我们的反腐斗争如不对“台前腐败”重拳出击，后果照样不堪设想！     

怎一个“丑”字了得

怎一个“丑”字了得杨静正当世民舆论的焦点对准波黑战争、卢旺这难民、巴以和谈之时，西方政界，司法界亦丑闻迭起。其中尤以贪污、受贿和桃色新闻３顶居多，不时被新国媒体披露，令不少国家政府处境尴尬。委内瑞拉前总统“落马”委内瑞拉前总统卡洛斯·佩雷斯因贪污和挪...     

依法用税也很重要

税收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人们耳熟能详,但“依法用税”,即使用好财政的钱人们还说得很少。其实,从这几年的腐败案件和所谓政绩公示来看,“依法用税”也很重要。应该承认,在依法用税意识比较强的国家里,总统都不能随便乱用一文钱,否则,要向国会交代,要向纳税人交代。反观我们,在目前大大小小的贪污腐化案件中,蛀虫们都有挪用、贪污公款的斑斑劣迹。据统计测算,每年被政府官员贪污挥霍掉的钱财约有1万亿元,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数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公款,也就是公民纳的税,是公民的血汗钱。还有,由于…     

提高“犯罪成本”

生产商品、开发项目、兴建工程、举办活动等等，社会上各行各业都要核算成本，以减少消耗，压缩开支，提高效益。那么，降低成本，便成了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大千世界，绝无仅有惟一需要提高成本的，恐怕就是“犯罪成本”。所谓“犯罪成本”，即为了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具体而言，就是刑罚的长短轻重。各行各业要核算成本，许多犯罪分子在作案前，也会在心里反复掂量，琢磨一下是否“合算”，万一落入法网，会判几年，是死刑还是无期？当然，那些杀红了眼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另当别论。一般来讲，“犯罪成本”的高低与犯罪率的高低是成反比的…     

李真：“河北第一秘”的堕落轨迹

中纪委在给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通报中说：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69万元。而据一位熟知李真案的官员说，“这仅仅是受贿部分，通报公布之际，李真案并未完全结束。而在起诉书中，李真的罪名有两个，除了受贿，还有贪污，贪污金额超过受贿额。”具体数额，这位官员拒绝透露，但用了一个概括性的判断——“非常!”     

建设“节俭政府”不能仅靠政府自觉

政府一年要花掉国家财政多少钱？在不少地方是个含糊其词的“秘密”。倒是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发现，政府部门的大楼越盖越豪华，官员小车越来越高档，政府人员的“待遇”也越来越“实惠”……当然，政府的行政成本跟着“水涨船高”，也就不难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