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刍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指的是在行政问责中承担责任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关制度组成的规范系统。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缺乏法律依据,而是以政策为导向,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机制。本文指出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有助于行政问责制落到实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理性。基于此,要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期限、程序、相关制度等方面构建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     

清代被问责官员如何复出

对被问责的清代官员来讲，只要没被斩立决，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论——以行政责任类型化为起点

问责制度的实行使"责任政府"这一理念得到落实。但从问责制度实行开始,官员"复出"现象频繁出现,问责的效果大为减损。作为"复出"现象的前置程序,问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不合理"复出"的泛滥。文章梳理了从2003年开始实行问责至今的数据,意图利用逻辑命题分解"责任",并将之类型化,进而实现问责结果与"复出"事项的贯通接合,达到规制官员不合理"复出"的目的。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目前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转变问责的模式,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是关键。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     

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及其实践

在我国官员问责的执政理念还未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注意了解并借鉴国外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被问责领导干部复出要审慎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日趋常态化，在一片叫好声中，被问责领导干部的去向问题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被称为“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和安徽阜阳众领导干部的纷纷复出更使舆论为之哗然。应该认识到，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体现了干部任免机制上的完善和科学性。     

话语与权力秩序的构建——地方政府官员言论规制断想

官员＂雷人雷语＂的实质是权力秩序的紊乱以及人民作为主权者地位的缺失。官员言论的失范是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法律手段规制官员的言论,是限权政府的要求,是政治和行政伦理的需要,也是改善官民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对官员言论的规制法定化,构建多层次问责机制和多元的民主监控机制,才能有效地改善官员话语及背后的权力秩序。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及完善

官员问责制在启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实践操作层面,惩治了一批不作为和滥作为的官员,给各级各类官员极大的震撼,对传统的“无过便是功”的为官之道以巨大冲击;在制度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官员的问责制度,使官员问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民主化的轨道。由于问责制度尚处在草创阶段,权责不清,问责标准不明,问责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力度不够,在问责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地方政府推进赶超型城中村改造的动力机制探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被冠之以民生之策、发展之路、文明之举的城中村快速改造运动遍及全国,但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地方政府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最大推手。本文通过对分税制实施与土地财政形成的制度背景,土地政策紧缩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的现实压力,压力型体制与晋升博弈的政府结构性因素,大事件驱动的助推力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对政府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全面探讨。     

建设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面对我国政府管理中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主张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政府拿来作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比较分析后,认为法治政府已经涵括了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之内容,服务型政府则从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上突出了服务之作用,因而,我国应该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我国廉政体系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现状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结合我国反腐败实践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廉政体系建设之路。但我国廉政体系还存在着体制不顺、法规不完备、问责机制不健全、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等问题。为此,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廉政体系;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和权利问责机制,建立立体问责体系。     

人大监督功能弱化的若干因素分析

人大监督功能严重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本文不仅分析了人大自身运行机制的因素,而且着重从人大监督制度的理论立足点、经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因素进行了剖析。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试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改革

传统考核机制对于提高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共管理能力缺乏必要的激励作用,改革完善乃至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已是当务之急。新的绩效评估机制应以效率和公正性作为绩效评估的基本标准,构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大指标体系,确定评估主体,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改革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