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证据的认定规则及其模式选择

在证据的认定方面 ,职权主义模式侧重由法官根据证据方法自由裁量 ,当事人主义模式则用证据认定规则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国的证据认定规则面临着在立法体例、证据认定模式和辩论原则改造之间作出选择。在目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中 ,有必要对现行的证据认定规则从可采性和排除性两个角度予以整合。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模式重构

我国通过立法三要件确立了非法实物证据有限排除模式,拓展了排除模式的传统理念和实践,独具中国特色。但有限排除模式基于实体真实主义而导致裁量因素设置异化,裁量空间被不当压缩,违背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原理与规律,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异化为一项证据真实性审查规则,导致非法实物证据认定难、排除难,规则预设的目标无法落地生根。为此,通过考察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主线和实质内核,明确将利益权衡作为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机理,清晰认知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中自由裁量的重要性,并据此对立法三要件及其关系予以重塑,明确裁量原则和裁量因素,对各项裁量因素予以合理配置,这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实物证据裁量排除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的可采性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具有认定证据可采性的自由裁量权,不必严格适用各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可采性规则。不过就一些具体的证据可采性问题,国际上形成了一般实践。仲裁庭在认定证据的可采性时,除了考虑相关性,还可能考虑效率、仲裁费用等因素。另外,仲裁庭认定证据可采性的权力并非没有限制。我国相关仲裁实践存在一些问题,与国际一般实践相脱离,应予以纠正。     

论录像证据可采的基本法理

录像材料再现案件事实能力的优势和劣势都同样明显,这决定了录像证据有着较为特殊的可采性规则。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立法例表明,录像证据可采有三个基本法理,即录像证据与录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一致;影响录像证据可采性的特定因素是形式真实性要件;不同表现形式的录像证据可采性规则不同。我国有关录像证据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按照上述法理加以完善。     

事实认定视阈下证据资格规则的体系性重塑

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二分弥补了证据属性理论的固有缺陷，也带来了二者间交错捆绑的现实困境。不同于英美可采性规则、大陆法系证据禁止规则，我国应确立防御性事实认定模式下的证据资格规则，明晰我国证据资格规则的功能指向。我国证据资格规则的体系化进路需回归事实认定的目标和规律，面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区分以经验属性、诉讼属性为代表的积极规则，和防范审前事实锁定、防范庭审流于形式、防范背离认知伦理的消极证据规则。厘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资格规则的定位，有助于在先审查证据资格、后审查证明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相分离的隔离式审查模式，凸显证据资格规则的实践价值。     

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

我国诉讼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证据立法将要制定以可采性规则为主体的证据法则。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证据问题凸现。本文在对电子证据的概念、法律地位界定清晰的前提下,提出了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认定的具体标准,以期有助于中国的电子证据立法。     

笔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笔录证据的正确适用对于防范冤假错案及实现庭审实质化都极为重要.笔录证据具有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双重身份,在证据属性方面属于言词证据与传闻证据,可划分为展示型笔录证据、确认型笔录证据与行为型笔录证据三种类型.美国通过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先决问题规则规制笔录证据的可采性,德国通过直接审理原则、证据禁止规则与自由证...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兼论我国相关规则的建构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标准具有多元性,其具体规则主次分明、相互关联,呈现出花开多枝、多姿多态的总体表征。我国行政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独立建构应放弃建立单一标准的思路,而应当多层次立法,尝试具体规定以相对人主观因素为证明对象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性原则和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范围内的适用,以确立灵活多元的可采性标准。     

专家证据的可采性--美国法上的判例和规则及其法理分析

证据的可采性是英美证据法的核心问题。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理论、判例和规则代表了普通法系专家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本文介绍了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般理论,梳理了一百多年来美国法上有关专家证据可采性的若干重要判例及联邦证据规则的演进过程。对涉及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专家证据的依据、专家证据的范围、审查专家证据可靠性的主体、专家证据可靠性的标准等基本法理问题进行了探讨。     

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演进思考

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刑事人身辨认证据种类辨析及相关证据规则的适用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辨认笔录第一次以法定证据的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中.随后出台的配套司法解释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人身辨认证据规则体系,这改变了长期以来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于法无据、作为侦查线索运用混乱的失范局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规范层面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上对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方面的争论,人身辨认在证明对象、心理机制和证明方式上与相关言词证据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身辨认证据规则的适用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界定入手,探究辨认证据在证据规则适用上的特殊问题,力图强化辨认证据的审查判断,以降低错误辨认的可能性及其对案件实体结果的不利影响.     

证据层次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是通过证据来认识案件事实的;而对证据的认识,则是通过证据材料来实现的;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认识,都有一个随诉讼过程的递进而逐步深入和完成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刑事诉讼证据具有层次性。     

数字证据的程序法定位--技术、经济视角的法律分析

基于证据在程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证据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紧密关联,要促进程序法在数字时代的发展,首先要研究的便是数字技术对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证据在内的程序证据制度的影响.使用"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并不能科学地归纳出这种证据的内涵,而"数字证据"概念则更符合其本质特征.在证据类型上,数字证据与书证、视听资料等已有证据类型颇不相同,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且,在证据规则上,数字证据具有与其数字技术特性相应的新规则.     

证据结构研究

全面准确理解证据意义,可以从解剖案件证据的结构入手。单个的证据由证据元构成。不同的证据元,根据一定的组合规则,顺次结合成为信息源、证据和证据集合,构成一个个待证事实,最终重构整个案件事实。对公诉人而言,审查案件、出庭公诉的过程,就是甄别证据、补充证据,解剖证据,全面准确把握证据内涵,进而运用证据认知和重构案件事实的过程。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the justice motive in status generalization processes

Status generalization refers to the capacity of stat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ace, gender, or occupation, to become the ba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even when such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immediate social interaction. For instance, individuals with positively valued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likely to assume positions of power and prestige than those of lower standing. To date, status generalization has been assumed to arise from stereotyped beliefs that associate positive standing on a status characteristic with positively valued personal attributes. Findings from two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capacity for status characteristics to produce power and prestige orders may also depend on people's need to believe in a just world. In the first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fortuitously granted a position of either superior or equal power and prestige to another person. Consistent with just world predictions, participants portrayed themselves more positively relative to the other on assessments of personal attributes when they occupied a superior position than when they occupied a position of equal power and prestige. Results from a second study showed that the tendency to link personal attributes with power and prestige standing was strongest for participants who scored high on the Just World Scale. Thus, just world beliefs appear to play a role in status generalization processes.     

关于证据客观属性的再思考

证据的属性究竟为何,我国证据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尤其对于证据客观性之有无,法学界曾为此引发过数次争议。认真回顾这些争论,对各种观点分别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再思考,将有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认识证据的属性问题。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体现主客观认识统一的证据仍然是具有客观性的。     

论科学证据的概念

法官评价科学证据证明力知识不足的问题,正在挑战人类经过不懈追求才拥有的裁判智慧,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证据具有不同于其他证据形式的特定蕴含和证据规则。“语义结构与证据功能”的分析方法可以确定科学证据的含义、特征以及宏观定位,这是建构科学证据规则的基础。科学证据的语义、语法和语用分析表明,科学证据是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     

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质疑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认知活动,就其性质而言,证明首先属于人们主观对客观发生的社会事件的一种认识,因此必须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证据其实是承载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证据的本质属性也只能是关联性,具体指关联性中体现出案件事实的信息性。证据的概念过于强调证据的客观真实。应将证据重新定义。证据的证明力在于其能形成相互关联的证明链条。证据可以承载事实的真实信息,也可以承载事实的虚假信息。     

"证据构造论"述评

证据构造论强调对赖以定罪的全部证据作"纵断的、立体的、有机联系的"分析,包括对证据如何产生予以关注,并主张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判断模式.证据构造论于再审程序中运用,主张"证据构造分析--证据再评价--(加上新证据后的)综合评价"的分阶段证据分析方法,使再审程序中对证据事实的分析评价具有"可视性",以防止法官的恣意.同时禁止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或加强原有证据证明力评价.在一审程序中,同样可以使用证据构造分析方法,同时限制法院改变证据构造.日本的证据构造论对我们有借鉴价值.其中有的问题,如证据构造改变禁止,是新的理论课题.鉴于不同的制度背景,证据构造论的内容需要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