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证据规定”运行情况实证调研——以S省G市地区法院为考察对象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实施后,其呈现出的实践面相到底若何,究竟是满足了制度预期还是"经历坎坷",这都需要走进司法实践,以旁观者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审视后才能加以回答。基于此,课题组于2011年11月选取了S省G市为调研蓝本,重点关注并调研了以下几个方面:(1)非法证据的认定、排除程序;(2)瑕疵证据的补正与合理解释;(3)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质证;(4)证人出庭作证;(5)翻供、翻证的处理;(6)证据裁判原则的运用。在对上述六个专题的实践样态以及存在问题进行客观描述后,课题组对其加以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对立法、司法部门、理论界作出有益的贡献。     

贪污贿赂案件翻供翻证及侦查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受到利益的驱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贪污贿赂案件。近些年来,贪污贿赂案件在侦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案件的翻供翻证问题,这一现象随着案件的发展而不断地出现,对于侦查人员来说,他们在侦查案件时,也必须要提高防范意识,翻证翻供也是查办职务犯罪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贪污贿赂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翻供翻案的问题,侦查人员为了能够有效地防止贪污贿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翻供翻证,就要采取对策做好案件的细节工作,避免其有翻供翻证的机会。     

论新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若干问题——以芳村花卉市场"105"欺行霸市专案为例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关于证据制度和辩护制度的完善对公诉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本文结合基层检察院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实践,围绕瑕疵证据的使用、审讯全程录音录像、控辩双方证据开示等三方面对个案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以期为新刑诉法在类案中的顺利实施抛砖引玉.     

“王朝案”中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

"王朝案"的发生引发了三个证据法上的疑难问题:一是证据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侦查人员无管辖权取证的效力问题;二是瑕疵证据的补正和合理解释"度"问题;三是证据采信的公正性问题,尤其是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应否公开质证的问题。从证据法理上讲,侦查机关虽然违反管辖权而取证,但若并未侵犯被追诉人公正审判权,所获证据自无排除之必要;瑕疵证据的补正或合理解释"度",以确证瑕疵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为已足;特殊侦查措施所获的证据材料,虽然可以不向公众公开,即实行不公开审理,但却必须向辩方公开特殊侦查的结果,并允许辩护人参与该证据的质证过程。     

刑事证据制度重点问题实施状况调研报告

2012年新刑诉法增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庭前会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等条款,这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主体权益有着积极意义,但其中也有亟需解决的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方面,首先需要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促使法院敢于适用排除程序,将其与侦查谋略等区分开来,也需妥善处理重复自白材料和纪检部门取得材料之适用等问题;庭前会议制度中,首先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其能否处理实质问题,细化该制度的具体流程以便法院的执行;在证人出庭方面,则需要细化强制证人到庭、证人保护等制度以增强其可行性,明确侦查人员出庭的角色与程序,进一步健全鉴定人出庭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对公诉工作的影响及应对

以审判为中心对于完善诉讼结构,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诉讼制度的改革对公诉工作产生一定影响,增加了检察人员出庭支持公诉的难度.对此,应转变执法理念,完善审查起诉的模式和出庭支持公诉的方法,积极应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李庄案（第二季）的程序法分析

从程序法的角度,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李庄案享有审判管辖权,江北区公安局通过合并管辖对李庄案亦享有了侦查管辖权。但考虑到李庄案特殊的背景,不排除江北区公检法机关为使案件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而人为确定漏罪立案时间以及恶意进行合并管辖的可能。非法证据的调查应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先行进行,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调查时间的理解是对司法解释的曲解。庭审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是由立法缺陷造成的。检方撤诉不符合目前司法解释关于撤诉理由的规定。为防止检方随意撤诉,法院在对撤诉理由审查时应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同时应明确撤诉即无罪的法律后果,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条件应提高为＂有新的重要证据＂,撤诉后无需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公正审判的热切期望,自2010年7月1日实施以来,其实施状况颇为引人关注。本文以四个中级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对中院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阅卷等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就研究主题而言,选取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三项规定进行重点研究,其分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隐蔽性证据的使用问题以及特殊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用问题。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犯罪侦查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作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要内容的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论取证主体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适用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定侦查措施落后且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现代先进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定、排除规则实现同步法定化。     

新刑诉视野下公诉庭前准备工作研究

新刑诉的修改为公诉庭前准备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检察机关面临着量刑建议、非法证据排除、庭前预备会议和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的挑战,传统的公诉庭前准备工作不足以满足新刑诉法的要求。从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重定罪、轻量刑的理念依然存在,非法取证现象虽然大为减少,但证据瑕疵现象较为普遍,庭前预备会议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显现,证人出庭难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公诉庭前准备工作必须做好重视量刑公诉准备,坚决排除非法证据,认真补正瑕疵证据,灵活应对庭前会议,积极建构证人出庭的配套机制等方面工作,以达到新刑诉法对公诉人出庭履职的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采取刑讯逼供等方式取得的证据,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采取窃听、秘密录像、坐探、跟踪等秘密手段取得的证据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对非法证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违法证据的取舍,     

“打击”与”保护”孰轻孰重——从秘密侦查的证据效力谈开去

长久以来,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因立法空白而处于"似是而非"的尴尬境地。不仅使侦查机关有手脚被束缚感,加大了工作量,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令人们开始质疑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和权威性,造成心理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2012年3月14日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再次让这个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不负众望的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终于具备了证据的合法身份,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但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秘密侦查证据的规定仅仅只有一条,且有侵害公民质证权之嫌。对此,我将在本文中予以详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域外立法的比较与分析给出完善建议。     

突破与局限：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适用研究-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为中心

如何理解特殊侦查措施，学界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将特殊侦查措施视为秘密侦查的等同物，是符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立法精神与宗旨的理解。特殊侦查措施所获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在我国不具备证据能力．必须经“转化”以后才能使用，由此导致诸多执法困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虽然力图突破这一长期困扰审判实务的难题．但...     

证据裁判性原则与法官自由心证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正确审理判断案件的关键在于最大程度还原案件事实情况,证据则是实现该还原工作的途径,在素件处理过程中证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当今法官行为准则之一的证据裁判性原则要求法官必须根据证据对案件做出裁判,而这里就出现了问题症结所在.法官断案的依据需为案件证据,但证据认可与否、证据所能证明的是怎样的事实情况以及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等断案的前提是否也和法官内心判断相关联.关联性有多强,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看法,进而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曾出不穷.本文将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些许观点,重点探索证据裁判性原则和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在关系与外在关联.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证据的类型及证人保护制度、延长了拘传、报捕的时间以及加强拘传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同时修改了有关禁止犯罪嫌疑人强迫"自证其罪"、技术侦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重要环节,这些都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贪污贿赂犯罪翻供翻证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也呈上升趋势,且犯罪数额不断增大,犯罪者职务由低向高演变,犯罪的隐蔽性越来越大,犯罪手段愈来愈狡猾,加上贪贿案件证据的相对单一性,案件当事人翻供翻证的现象越来越多,给反腐败斗争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何防止贪贿案件的翻供翻证是查处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方面。     

我国侦查人员出庭制度构建论要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典第五十七条规定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人员出庭制度[1]正式确立。制度虽已创设,但也只是在原则上,还需要细化、具体化,才能将字面法律落实到刑事司法实践中。笔者拟就此略陈拙见,以期对发展完善该项法律制度有所裨益。一、侦查人员出庭身份在法庭调查中,侦查人员应当以何种身份出庭是构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当下,理     

技术侦查制度之检讨

技术侦查入法系刑诉法修改的重点及亮点,深度检讨该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极为必要。技术侦查的概念不可拘泥于纯表述之争,刑诉法所规定的技术侦查等同于学术界所称的秘密侦查,宜改之并明确具体种类。技术侦查的适用对象须限制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仅在例外情况下可对第三人适用。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须限制为重罪或特殊类型的犯罪,司法解释不应扩张解释。技术侦查的审批主体应过渡为相对中立的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证据运用规则应明确证据适用范围及证据能力等问题。侦查对象的权利保障应体系化,增加对知情权、异议权及赔偿请求权的保障。我国的技术侦查制度以破案为绝对导向,权利保障匮乏,未有行之有效的控权措施。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实窘境与对策研究

正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司法机关对这一制度也进行了实践探索。在立法上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3月14日所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已明确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尽管如此,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侦查办案人员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况少之又少。但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是促进     

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依据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原则,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违法强制性侦查措施行为的惩罚规定,完善刑事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