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例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的,但他后来扔掉了这面旗子。后来,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逐步高涨,为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纲领作了思想准备。孙中山则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于一体,不仅把民族主义同民主、民生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的观念,既不容许其它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反过来去压迫和奴役其它民族,提倡的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这种民族主义是极为健康向上的。     

建国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

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它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处于独特的地位。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环境等因素紧密相连,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刍议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嬗变与走向

产生于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虽然自甲午海战以来,在中国追求民族解放的不同阶段追求的目标不同,但受其所处时代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其主流思想均以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为主体,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基本诉求,以保家爱国为宗旨。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变迁,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并抵制民族分裂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使其逐渐由应激、被动型民族主义走向自发、主动型民族主义,由情绪化、非理性转向温和、务实理性并融合自由主义思想合理成份,形成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中国法治——以我国民法概念为切入点

我国目前的法治反映了一种特定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强调人与人平等的同时,也强调了人与国家的不平等。这种平等观是近代以来盛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产物。我国法治放弃传统的以私权限制公权的方式界定国家与个人之间界限的模式,而以公权确定私权的方式取而代之,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在与自由主义法治相比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法治称为民族主义的法治。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治将逐渐由目前的体现民族主义精神的依公法治国转变为依民法治国。     

中国特色与民族主义——“中国特色”的文化解读之一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特色”自然与中国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的合理内核。反思的民族主义,由于摆脱了朴素的民族主义局限性,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成为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创造中国模式道路、培育中华民族个性和体现中国特色的巨大精神法宝。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就是“中华民族特色”。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内在联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使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目标,明确了中国内部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升华,它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各革命阶级合作的基础,唤醒了亿万中国民众投身中国革命以及融入国际主义情怀,塑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独特地位。     

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兼论民族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无法避绕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动机——挽救民族危亡,拯救百姓于水火——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并且推动马克思主义超越其他社会思潮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从坚定爱国主义、批判大亚细亚主义的立场出发,到提出以民族自决、民族解放为基础的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逐步实现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人文交流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兼与文化外交的比较分析

当代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本文尝试对人文交流的内涵和外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进行初步梳理和探讨。文化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关系较为密切,且易于混淆,然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外交属于政治进程,而人文交流属于社会进程,其参与者可以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大体可分为知识界和大众两个群体。文化外交是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单向活动,而人文交流是目标长远的双向进程。人文交流有自身的独立属性,唯有把它看作长期的、综合性的社会进程,方能把握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人文交流通过致密而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助于促进国民间的了解,减少国家间的错误知觉,为国家间关系托底,成为国家间良性互动的象征和助力,增加促进国家间关系积极发展的权威性声音,塑造国家的人文形象。     

古建筑的人文历史韵味与文化自信——以福州古厝为例

中国古建筑历史悠久。各式古建筑虽然功能不同,但它们都和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通。古建筑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散发着人文与历史的韵味,具有独特的魅力。古建筑是文化的直观体现,对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学生与"韩流"--关于"韩流"的调查分析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大学生对韩国流行文化只是偶尔有所涉猎,并没有达到酷爱的程度;女生对韩国影视剧和韩国音乐的肯定程度高于男生;年轻的大学生对韩流现象的态度是宽容和开放的,既对其创作方面体现出的优点加以真诚的肯定,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表明他们对韩国影视剧并不是盲目喜爱。也许韩国流行文化并不深刻,但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功是可以肯定的。     

日本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身份认同概念这一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长期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建构主义提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以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几次角色身份的转变,随之对应的是外交决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21世纪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建构主义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探索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新途径。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关系的考察

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强大的挑战,民族主义勃兴和全球化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冷战后民族主义呈现新态势.     

西学东渐博采众长 ——《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评述

1999年,李远龙《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一书拉开了广西边境地区族群关系研究的序幕,为当时中国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本土人类学研究添砖加瓦。结合该书写作历史背景,追溯作者写作思想与研究思路,书中的研究选点、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新概念运用均是本书的闪亮之处。     

东盟-中国关系:一种经济视角

中国崛起不是孤立的,大部分东亚国家同样取得了骄人的经济业绩。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力倡建立FTA行为已经成了新世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虑及FDI的其他决定性因素,流向该地区的FDI之间大多不存在竞争关系,中国并没有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FDI流入造成巨大影响。即使对那些具有潜在竞争性(即出口导向型)FDI而言,中国也能够刺激它们流向其他东盟国家,并同中国在该地区的生产网络形成互补。从地缘因素看,中国崛起以及日本经济复兴使人们重新燃起变21世纪为“太平洋世纪”的希望。中国在谋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需要同邻国保持更为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整个东亚地区也会从中国经济崛起中受益。     

认同差异:战后中日关系的文化症结

中日双方在认同上的差异已成为严重影响和制约中日发展双边友好关系的障碍。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中日两国除了需要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努力外,还需要从文化的层面上着手,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国际法视角上的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通常是区别甚大的两个概念，不同的定性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会有明显的影响，但从国际法上看，对该两概念界定与区别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无论是外国立法或国际劳工组织文件，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通常交叉使用，相互混同，没有特意的区分。通常有法律意义的区别是雇佣关系与“基于民商事契约安排的自营就业和独立工作关系”之间的区分。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反映，劳动法适用范围的扩大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加强，我国传统法律观念受到挑战，应予以变革。     

城乡关系视野中的中国民俗传统与发展

民俗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认同,其意义在于缔结了一种社会关系。地方认同作为中国民俗实现从文化生态向价值升华的契机,在于其内含的整体性体认;整体性体认所产生的能栖居的地方认同,正是使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从偶然性关系升华成为必然性的价值保障。以此角度来观照中国民俗传统的发展,便可从中国民俗学研究传统中的村落中心论获得反思的角度,发现城乡关系于民俗传统传承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权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浅析

人权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发展民主、保障人权的理念世界相通。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权具有权利性与义务性的统一、局限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现实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四个基本特点。加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需要强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坚持群众路线的基础路径,发展和改进协商民主与人民民主,并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     

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

本文是从知识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主要缘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创建独立学科的诉求,哲学支撑为现代科学主义.而由于人文学科的特点,又不可避免具有国别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启示.最后,本文对两者间的关系做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