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制度渊源探究

中国律师制度源于何时,学界存在颇多争议。中国律师制度是舶来品,这使得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方式成为研究中国律师制度历史渊源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分析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可以发现:在清末以前,中国本土资源中没有律师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律师制度。中国律师制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移植”而产生。移植的过程并不顺利,在移植之初,由于国内政权的频繁更迭,国外的律师制度并没有很快在中国的本土上“成活”,而是跨越了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本土化过程。     

加强律师群休建设积极推进其爹政议政

在法治社会中律师参政议政具有独特优势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建立律师进入“公权力”领域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从制度上引导律师事务所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中国律师走向政治、参与政治的社会大环境,解决中国律师在中国政治中的设置问题。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与律师代理制度是确保当事人基本权利,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两项重要制度,但两种制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在律师代理制度方面的不足。本文主张应加强律师代理制度,赋予其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为什么成为问题？

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     

论取消“律师伪证罪”

刑法修改后,增设了“律师伪证罪”,中国律师有了执业风险,有些律师也因涉嫌伪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文章通过分析“律师伪证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取消刑法中“律师伪证罪”这一罪名的观点。     

中英律师制度比较

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律师制度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本文试从中英两国律师执业资格的取得、律师的分类及业务范围、律师的管理体制、律师的纪律与惩戒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发现我国律师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军队律师条例》的立法构想

《军队律师条例》的缺失，不利于军队律师事业的长远发展。该条例应当成为军队律师的权利保护法和执行职务的保障法，其立法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现代性。该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军队律师的管理和组织体系、军队律师的选拔、培训、考评及使用制度、军队律师法律援助制度、战时军队律师制度等。     

浅评北洋时期律师制度

一种新型的制度在其产生初期存在着一些弊端和不足,律师制度也不例外。律师制度在北洋时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表现如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利于司法公正;介绍西方法律原则,完善法律体系等。其局限性为：律师制度实施范围的有限性,多局限于大理院、各高等审判厅。同时北洋政府对律师辩护权进行限制与干涉。     

关于在新形势下重视和加强中青年律师工作的思考和对策——闸北区中青年律师队伍现状的调查报告

随着律师事业迅速发展,律师工作者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工作领域。如何加强青年律师的工作,促进律师业的发展,中共闸北区委统战部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调研报告对中青年律师工作现状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立中青年律师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在有民主党派成员的律师事务所建立党派联合支部;扩大政治安排,畅通知情参政渠道等对策,加强对其教育引导,使其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律师行贿的文化背景透视

律师与司法人员“拉关系”,甚至行贿现象,表面上是部分律师职业道德低下的反映,是不良司法环境的产物。实质上,这些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制度层面的显现而已。律师执业规则和惩戒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同时,更要从立法上确认律师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并提高律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简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论美国律师帮助不力制度——兼议我国律师帮助不力制度的构建

律师的有效帮助应当是律师帮助权的应有之义,然而事实却是获得律师并不等于获得了律师的有效帮助。借鉴美国律师帮助不力制度建立我国的律师帮助不力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辩护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律师社会责任探微

依据“三分法”的社会观,律师社会责任的范围是被称之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系统即公民社会,责任的对象是民间组织和其中的公民。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现代化路径的国情特色,决定了律师社会责任的性质是对公民社会的政治责任。当下的中国律师业担负着维护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公民社会能动性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崇高职责,建立以“社会法律援助、宣传普及法律、参与民间组织治理、律师建议报告、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为具体内容的行动体系是律师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通过制度建设、标准建立、持续考核为律师社会责任运动提供组织保障。     

律师功能研究

律师功能是指国家创设的律师制度及律师的活动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其具有三个特征即社会性、潜在性和广泛性。律师的功能主要有三方面:服务政治、服务市场经济和维护权利。律师既具有社会功能,但也存在局限性,可能造成社会消极影响。科学有效的律师制度应使律师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同时使其消极作用得到最大限度遏制。     

讼师命运与律师制度

中国古代曾经出过讼师 ,但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未能成就培植律师制度的土壤 ,这是因为律师以及律师制度的产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讼师的命运能够让我们对当代律师制度有所启示。     

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参与制度探析

域外律师参与羁押决定过程的实践、新<律师法>的出台等,为我国建立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参与制度提供了参考蓝本和制度依据.在考察审查批捕律师参与现状及存在障碍的基础上,从告权、受理、核实、处理等四个方面对审查批捕律师参与制度进行了构建.海淀区检察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参与审查批捕程序的运行效果良好.     

回眸和展望:百年中国律师的发展轨迹

中国律师制度是清末变法改制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产物,伴随着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制更替,律师制度和律师业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兴衰存亡的过程.贯穿其中至为重要的问题是,律师制度作为“舶来品”,如何化解来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实意识形态的排拒和扭曲,确立自己的价值正当性以植根于中国社会并开花结果.当下中国律师业正在进行的是社会化和行业化的宏大变革,错综复杂的问题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向中国律师的长远发展在观念认识和实际操作上都有所反思、有所澄清.     

管窥澳大利亚律师制度

澳大利亚的律师制度在很多方面沿袭了英国的传统,但也有不同于英国律师制度的地方。澳大利亚根据其本国情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律师制度。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构想——兼评新《律师法》

刑事辩护工作作为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层面上更能凸显律师的社会价值。在新《律师法》即将实施之日,笔者分析了律师刑辩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困局并建构了应对方案,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困境与进路：中国语境下的律师会见制度

律师会见制度是一项关键的刑事辩护制度。但由于权利受损与程序缺失,律师会见遭遇制度性及操作性困境,因而必须寻求制度完善之进路。观念更新、立法完善和制度改进将为我国刑事辩护走出律师会见的困惑提供理念指导、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