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着陆”的成功不应是“软着陆”的结束

“软着陆”的成功不应是“软着陆”的结束杨荣绅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物价上涨幅度从１９９４年的２１．７％、１９９５年的１４．８％回落到１９９６年的６．１％，...     

加速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访中共海城市委书记邢春和同志

1993年,海城市社会总产值在1992年87.9亿元的基础上猛增到163亿元,增幅达85.4％;乡镇企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1992年为72亿元,1993年达到137.5亿元,增长91％:上交国家税收1992年为1.6亿元,1993年达到2.8亿元,增长77.7％;地方财政收入实现2.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8％。这样一个速度,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是可以称为跳跃式的。那么,面对往日的辉煌,海城     

对“物价上涨”现象的多维认知与探究

"物价上涨"近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牵动所有人神经的关键词汇,公众困惑甚至愤怒于其中时,或许更为重要且迫切的是该如何对待它、解决它。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为此,本刊特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的几位博士,请他们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学科视角对物价上涨现象进行解读。哈耶克说,市场是一种"复杂现象"。所以对于"物价上涨"现象我们也只能做"模式预测",而无法太精确,难以求得一个精确的数量关系。但我们期望能在这种原则性的解释中,实现公众对于这一现象的认知情结与探究冲动,让我们的论坛可以延伸至刊物之外,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与改革深化集思广益。     

行政干预——控制目前需求膨胀的着力点

近几年来,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种双翼型需求膨胀的伴生现象必然是较大的幅度的通货膨胀。怎样控制需求膨胀?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要从货币政策入手,为此提出抽紧银根、控制货币发行量,拧住货币供给“笼头”来进行宏观控制。把需求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归于过松的货币供给,从逻辑推理来说,是     

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加强工商行政管理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这一决策既是深化改革、稳定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中的许多措施本身又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突出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商品经济秩序混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导致群众心理失去平衡,一度出现惶     

贵州跨越式经济发展与扩张性政策措施

一、贵州经济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不断下滑,而我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贵州经济更呈现出蓬勃旺盛的势头。 去年,世界经济发展急剧下滑,从2000年的3.8％跌落到1.3％,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区域不同程度衰退。 与此相反,在世界经济大幅下滑期间,我国经济随着结构调整,改革深化,投资力度加大,国民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5933亿元,增速为7.3％。     

我国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之我见

通货膨胀是令许多国家深感头疼的一个顽疾,控制通胀已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与它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每隔二三年到三四年,我们就出现一次经济过热,与之伴随的是物价上涨过猛。然后就紧缩,控制贷款,控制投资,随     

物价上涨过猛的根本症结何在？

物价上涨过猛的根本症结何在？管益忻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一般说，在工业化过程中，物价都是要上涨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上涨幅度、速度同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之间的相关关系。１９９４年，我国整个物价指数上升了２１．７％；其中，食品类上升了３５．２％，这其中...     

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

从近年来互联网新趋势与世界政治新变化看,基于互联网2.0时代技术与观念的社交媒体,正在再造个体行为能力、重塑政治议程、拓展外交路径。在2011年许多国家的社会混乱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都得到印证,但这种新变化并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此,本文简要描述了社交媒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总结互联网2.0技术引发的"世界政治2.0"现象及其特征,并针对世界政治2.0时代对中国的影响,尝试提出应对挑战和适应新形势的措施与方法。     

浅析物价上涨的制度性成因及对策

影响当前物价上涨的因素很多,也有很多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其原因,但基本没有涉及制度性的原因,笔者试图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当前物价上涨的根本性制度因素。户籍制度是导致物价上涨的根本性制度,另外,出口退税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货币制度、外汇储备制度、产权制度等也是影响物价上涨的制度性因素。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农产品总量供过于求,农产品的品种、质量不完全适销对路,增产不增收。1997年后农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1997年与1996年比由9％降到4.6％;1998年与1997年比由4.6％降到4.3％;1999年与1998年比又由4.3％降到3.8％。农民收入     

法律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我国台湾地区亦如是。40年前,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仅16余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超过100％;货物批发价一年上涨4倍;进出口总额3亿余美元,而逆差达O.71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出口总额的95.2％;人均国民收入仅136美元。而今天,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达1418余亿美元;物价上涨控制在4.4％;进出口总额1184.7亿美元,而顺差达139.3亿美元;其中工业品占出口总额的95.4％;人均国民收入7518美元;外汇存底超过774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具备的客观有利条件甚多,此处暂不分析。就其主观方面而言,4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法律的导向与保护分不开的。     

全社会关注再就业问题

第三次失业高峰到来3.1％。这是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1997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自1986年以来,这个数罕一直在2.0％—3.0％之间徘徊。单从数字上看,中国的失业率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1994年美国失业率为6.3％,而欧盟各国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2.1％。相形之下,“社会主义没     

借鉴日本明治政府办教育的经验,积极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

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程度可从下列数字窥见一斑;至今仍有6％的人进不了小学,50％的人进不了高中,96％的人进不了大学。无疑,教育急待发展。然而,就国家财力而论,不可能在最近几年里投放充足的教育经费。从近十来年的情况看,我国教育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平均每人     

论基金在二级市场中的“夹板效应”

2000年以来,证券市场上基金很少有单日价格波动幅度超过4％的交易。多数基金几乎每时每刻在卖一卖二卖三和买一买二买三价位上同时挂着数量巨大的买卖单,基金价格基本上就在上下三四分钱价位内波动,市场人士戏称为基金交易中“夹板现象”。本文试图从基金夹板现象产生的原因、效果以及对保险公司投资运作和对市场的影响,分析我国基金交易制度中存在的缺陷。     

大学生就业难的三维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严峻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高校大学生分配制度改革,大学生就业开始实施“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相继,1999年全国各高校正式大规模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大幅度增长。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2009年为233％。按照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洛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论,即第一阶段是精英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以下;第二阶段是大众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左右;第三阶段是普及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上。     

社会心理问题及其导向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有一些社会意识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比如,目前利用公款吃喝的风气仍然比较普遍,对于这种现象一般群众都是深恶痛绝的,即使对于那些经常参人吃喝的大多数干部来说,他们也是很反感的,但是,这种不良风气屡禁不止,原因何在呢?还有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现象、超前消费现象、职业选择时的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问题,对个体户和暴发户的偏见问题,一般群众对干部的成见问题,对物价上涨的恐惧或不安问题等等。     

南斯拉夫的恶性通货膨胀有所控制

由于体制和决策等多方面原因,从70年代末起,高通货膨胀率便成为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10多年来,南党政领导为克服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领导层存在重大分歧,各共和国和自治县各自为政,致使南政府的措施和政策不能得到认真贯彻,通货膨胀不但没有根除,反而恶性发展。1979年,南通货膨胀率为24.1％。1982年,南制定了第一个反通货膨胀纲领,当年通货膨胀率仍达到31％。1983年,南通过了洋洋数万言的《稳定经济长期纲领》,次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54％;1985年为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