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复仇与法律

复仇是中国古代一个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当国家出现以后,理应由国家惩罚犯罪,行使刑罚权,以国家的名义代替个人进行“复仇”.然而在中国古代,复仇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出现而消亡,反而是与国家法律并存,屡禁不绝.本文细数了历史上复仇与法律的纠缠,分析复仇与法律并存的原因,提出复仇本性论、公权力救济缺失等,并以史为鉴得出对现世的意义.     

“复仇大义”的礼法冲突

唐朝武则天时期，曾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被杀者名赵师韫，是当朝的一名御史，杀人者名徐元庆，是驿站的一名仆役。杀人的原因是在赵师韫任同州下邦县尉时，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赵师韫，被怀恨在心的赵师韫找了个借口杀掉了。徐元庆为报父仇，隐姓埋名做了驿站的一名仆役，最后终于等到赵师韫到驿站歇脚的机会，手刃赵师韫报了父仇，杀人后徐元庆从容自首。     

8年“复仇” 工程师血溅研究院

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发生了—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该单位8年前被辞退的工程师王衍芳持刀闯入研究院，杀害了前任院长和前任书记。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最痛恨假鼠药的“复仇女神”

乡村突发惨案凶手竟是瘦弱女子 2012年4月4日清明节，到处都是忙着去扫墓祭祖的人群。这一天也晗逢广西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的圩日（客家人口语，即赶集日），以摩托车搭客养家糊口的李富春，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打算先去集市转一转多揽些生意，下午再回家去扫墓。     

“贵在反省思想的历史”——张国华先生给我的教诲

<正> 改革开放之初,在法学领域,最红火者是法律史。1979年9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于长春,中法史、外法史、中思史、西思史四学科的队伍结成同盟,浩浩荡荡,为法学界各分支中队伍最庞大者。最初的硕士点,法律史居三分之一。报刊上的学术论文,法律史亦占二三成。那时的法律史学,堪称显学。相反,中国法学会及其下辖各研究会大都是在1980年以后才成立的。不过,待成立较晚的经济法、民法、刑法、国际法等学会(研究会)成为新的“显学”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部分应归因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有无？ 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道家的“法自然”观包含着明显的法律二元论思维方式,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不过,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根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周口“警察杀人事件”始末

“快三年了，弟弟终于可以瞑目了，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2007年5月中旬，当李金花拿到判决书时，她含着泪喃喃自语。对李金花而言，弟弟李胜利的死亡情景是那样的清晰可见。     

“杀人”二字岂可乱说

生活中市民之间因琐事引发矛盾时，我们时常听到被惹怒的一方大呼大叫：“我要杀死你！”把我惹急了。我就杀人！”     

从“洞穴探险者案”看法律与道德

本文以富勒虚拟的洞穴探险者案为视角,简要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列举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象,分析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建议。     

试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道德和法都是节制人们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但两者各自的性质、功能不同,影响社会的范围、时间和方式也不同。本文主要论述了法的特征和功能,道德的特征和功能,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等问题,并分析了道德与法的关系。     

法与德的冲突及其法理思考

作为社会调整的基本规范,法与德冲突与互补同在,矛盾与互动并行。透视该种态势存在的根据,把握两种规范的社会定位,缓解乃至部分消除法与德的冲突,建立两者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正是本文主旨所在。实践中的执法、司法的道德化倾向不仅混淆了法与德的界限,而且背离了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     

“法”与“法律”研究

在中国,至少到1900年以前,"法"与"律"是并列的两个概念,"法"指一切的规范及原则,在符号性质及指示性质两种意义上使用并往往偏向符号性质的使用,承载着人们心中公平、正义的理念,"律"则是指制定法,是单纯指示性质的使用,能够还原为具体的物。1900年之后,日本从中国借去的"法律"一词流回中国并泛滥于中国,瓦解了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并列的格局,法义消失,沦为了物。     

从“加名税”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本文从加名税这一特定的历史问题出发,以该问题为例,以法理学为角度,以法经济学为视角,分析了道德对法律的作用以及法律对道德的影响这一对相互关系。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本文在文末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结论。     

荒唐大唐的“情”史

唐中宗李显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武则天生他时刚刚当上皇后，高宗李治给他起名“显”，后又赐名“哲”，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结果．他比他的父亲更怕老婆，更没出息。李显的父亲是皇帝，弟弟是皇帝，儿子是皇帝，侄儿是皇帝，更要命的是，他的母亲也是皇帝。在这样一个超级强大的阵容中，李显是最普遍的一个。     

从“礼”字管窥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礼”的起源

通过对古"禮"字的字源进行分析,从"禮"字的解释与构成中所涉及到的"履"、"示"和"豊"三个字入手,试图从中找出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所蕴含的礼的要素,从源头上探寻中国礼文化的内涵。     

“人肉搜索”与隐私权的保护

如今当红的“人肉搜索”风潮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意识,满足了公民对信息批露公开公正的要求,但在“人肉搜索”中公开的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人肉搜索”过程中的不适当的行为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本文通过对“人肉搜索”现象及隐私权界定的分析,探讨了“人肉搜索”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以及司法救济途径,简析如何把“人肉搜索”这把双刃剑收为己用,真正做到对隐私权的保护.     

“洞穴奇案”的法学思辩

富勒的洞穴探险者案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之一,原本应根据法律要求,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富有逻辑的论证结果,来对此案作出判决,遗憾的是,此案并非如此简单.作者彼得·萨伯用简短的篇幅,通过14份“虚拟大法官”的法律意见书,呈现出不同的法哲学理论激烈而生动的对话场面,使我们了解不同的法律哲学如何影响法官对法律和事实的解读.在众多争锋相对的辩论中,引发了我们对在法律与道德、人情、民意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抉择的思考.     

试论法与道德的冲突

法和道德的关系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本文将分析法与道德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探讨法与道德冲突的解决方法和途径。法与道德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发展。法的制定不能违背基本的道德,否则,该法律就是一种“恶法”。同样。道德的实现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当人们思维举止还没有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道德极易沦丧。由于两者自身的局限性,造成了法与道德的冲突。只有在解决两者冲突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应有功能和作用。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