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政策的现实观照

法律与政策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法政策”这一特有规则是隐藏于中国现实法律秩序中的本土法治资源。法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法政策必须以民主、人权、法治等宪政理念为价值尺度；法政策具有“软法”的性质与效力；法政策存在于法律内外。法政策主要有形成机制、目标机制、实现机制、评估机制等基本运作机制。     

优化人才政策环境 推动阿克苏地区跨越式发展简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阿克苏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拥有一批精良的人才，要大力实施“人才强阿”战略，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优化人才政策环境，着力提高“人才指数”、打造“人才高地”。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下有对策”，多从上面找原因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病灶，重要一点是我国缺乏公开透明的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忽视地方利益存在正当性，更不习惯于在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公开谈判。“上面”的政策，有时脱离基层实际，有的完全是一种道德号召，缺乏行动力。     

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

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是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目标的需要，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特点的要求，能够促进“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研究性教学模式需要三方面条件，即确立研究性思维、搭建多维教学平台、健全教学评价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目标，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我国产业政策强化机制的探究与反思——基于稀土产业的案例分析

在产业政策有效性面临诸多非议的背景下，选择性产业政策近年来却被我国政府频繁使用。本研究关注于这一现象，尝试解释产业政策不断被强化的内在机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建构和以稀土产业为背景的案例研究，认为这一现象是选择性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选择性政策所存在的内在缺陷以及其资源分配性质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使得政策执行者倾向于游说或者选择性执行，但中央出于产业发展的考虑以及政策制定个体“管制偏好”的存在会使产业政策偏离管制初衷，并陷入“强化、失效以及再强化”的恶性循环，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则是产业政策强化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就产业政策使用和产业发展问题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     

科学发展观要机制先行

目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成全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有些地方干部还存在观念和认识误区，出现了“左顾右盼”、“盲目大干”甚至“投机取巧”的现象。必须首先解决机制先行的问题。只有以政策机制作保障，科学发展观才能结出丰硕果实。     

苏北地区大学生“村官”长效工作机制的构建

自1995年我国首次开始大学生“村官”工程以来，越来越多地区出台了大学生“村官”政策，但是大学生“村官”能否在农村“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已经成为目前大学生“村官”制度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建立大学生“村官”长效工作机制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主要重视管理工作，或多或少忽视了大学生“村官”机制的制度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村官”长效工作机制的设计及建立造成了一定阻碍，同时也将引发大学生“村官”长效工作机制的不经济性，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和大学生“村官”自身发展。因此，应从制度成本角度分析构建与完善大学生“村官”长效工作机制。     

“双减”政策执行风险及其治理对策分析——以上海市Q区Y街道为例

基于上海市Q区Y街道“双减”政策执行实践的实证调研，我们发现该街道在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如：机构倒闭及其衍生的金融纠纷风险、非学科类教培机构的市场监管风险、教师工作负担加重风险、交通拥堵风险以及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引致的主观认知风险。对此，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留足政策缓冲期、建立系统化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调配合、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各项待遇以及加大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等多措并举的形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是消除上述的风险隐患，助力“双减”政策在地区性层面的顺利落实。     

政策科学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政策科学脱胎于政治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政策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证主义指导下的政策科学研究构成了政策科学的“科学化”传统．而建构主义指导下的政策科学研究则构成了政策科学的“民主化”传统。两种传统都是我们所必需的，缺一不可。     

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贵人服务”大品牌

<正>贵州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贵人服务”品牌，“一窗通办‘2+2’模式”改革全面落地实施，基本建成全省统一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前列。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的生命线，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贵州提出，要建立以企业家获得感为导向的营商环境制度。深化“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机制，推动干部上门送政策，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大力整治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以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树立“贵人服务”的好口碑。     

完善民主参与机制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杭州市的经验

本文全面介绍了杭州推进民主参与机制的主要做法和创新性经验，包括：完善党委政府中枢决策机关的决策程序；创新重大决策广泛征求市民和利益相关人建议的民意表达机制；完善专家学者政策咨询机制；创立政府、企业、市民三方思想交流和信息互动的“平台”；创建“满意不满意”各界评议政府政策与工作的民主考核机制；创制企业、社团、社区等不同阶层利益代表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等。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完善民主参与机制建设需要研究的几个重要理念问题。     

“后危机时代”转换的困境及其展望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针对金融危机的已有研究，偏重于形成机制及危机应对的相关措施的具体分析，并在社会领域中强调社会建设对启动内需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主义学界专注于制度根源分析，并以反思批判的形式提出相关建设性意见。全面把握“后危机时代”的实质内涵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充分自觉到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转换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危机时代”进行对策性展望。     

浙江天台县：打造宣传“微时代”

“微时代”是以信息数字化技术为基础，运用音频、视频、文字等多种方式，进行实时、互动、高效传播活动的新传播时代。浙江省天台县运用“微时代”传播理念和载体，建立了全新的党员宣传教育机制，推动形势政策宣教工作“微系列化”。     

金山区建立健全党内帮扶互助长效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和“建立健全城乡党的基层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尽管涉及的是两个层面的工作要求（前者侧重于党员个体，后者侧重于基层组织之间），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出党内“帮”字，目的在于把具体工作制度化、机制化和长效化。为建立健全党内帮扶互助长效机制，上海市金山区各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完善措施，扎实开展党内帮扶互助各项工作。     

李明博政府统一政策的调整及动因

李明博于2008年2月就任韩国总统以后，对韩国以往的统一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阳光政策”换回的是一个更加强硬、更具威胁的朝鲜，开始大幅度调整韩国政府的统一政策及其实施战略。本文在介绍李明博政府统一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无核、开放、3000，三阶段和平统一方案和吸收统一”的基础上，探析了促使其调整对朝统一政策的原因。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理论阐释、生成逻辑与实现机制

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下,政策议程设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础性环节,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场域。“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实践展开,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人民利益表达、政策问题识别、决策共识凝聚等重要治理功能。作为一种“完成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升华的历史逻辑,从“人民同意”到“人民满意”的合法性构建的理论逻辑,从“局部”到“全过程”的人民主体地位确立的实践逻辑。作为一种“进行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议程设置还应当在治理话语层面,遵循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建构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问题识别机制、政策共识达成机制和政策责任追究机制,更好地实现其治理效能的转化。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     

北京为什么要发展文化经济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并特别强调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当前，首都“文化经济方兴未艾”。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代表国家争取世界文化话语权，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首都城市功能性质，研究首都转型发展的制约条件和比较优势，走文化经济发展之路。     

低碳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与模型设计：基于“限塑令”的研究

低碳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确立低碳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及设计模型是建立低碳政策体系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限塑令”的制定和实施为低碳政策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探索，“限塑令”的政策失范是由于在制定中未能遵循理性原则，表现在对环保成本的界定和分配不合理、所规定的政策覆盖领域不全面、未对权力和责任进行明确分配、缺少政策执行的矫正机制。低碳政策制定理性原则的维度包括多元协作、社会参与、系统考量、权责明确、持续监管和管理创新等6个方面，应该通过贯彻6“C”原则建立起合理的政策制定模型，并适时地调整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角色，以增强政策系统设计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