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的正义价值取向

法的价值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研究领域所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环境压力突出,因此针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立法的价值向度至关重要,环境保护法应当具备道德上的正义价值,既要维护人类的现实利益,又要尊重和维护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本文通过对法的价值的分析,揭示我国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进而对我国环境保护法的正义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进行阐述.     

法律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人类对法律价值目标的追求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价值目标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此文考察了法律价值目标冲突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表现，分析了产生这一冲突及其代价的社会和心理根源。通过与科学发现客观性的对比，揭示了法律价值目标选择客观性的独特性。此文最后还探讨了法律价值目标选择的机制及其所应遵循的原则     

国际环境立法价值理念趋同化演进及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

文章分析了国际环境法及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立法价值理念的演进,展现国际环境立法呈现出"趋同化"的趋势,探计了"趋同化"对我国环境价值理念升华的启示.     

论体育立法的价值取向冲突及其整合

体育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体系,体育立法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突出表现为经济效益与公平竞争价值取向的冲突、体育秩序与公平竞争价值取向的冲突和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取向在竞技体育中的背离三方面。最后,提出了整合体育立法价值取向冲突的三个原则:即价值优位原则、平衡原则和交易成本最低原则。     

环境立法目的刍议

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环境立法目的的不同,环境立法中存在“目的一元论”与“目的二元论”的冲突,我们应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环境立法目的一元论、抛弃同时追求多项价值目标的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要明确保护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才是当代环境立法的惟一目的。     

我国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背离与回归

伴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环境风险也在不断的蔓延,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激发出了众多的环境纠纷与环境矛盾,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家园环境急切需要在司法途径的保护下得到应有的保护.然而,目前我国在环境司法上却显得力不从心,不能按照其理论先导与思想指引来对环境实施保护.法学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现阶段需要探讨与研究的问题就是,怎样准确且理性地分析环境司法对环境法价值的背离,怎样才能使环境司法回归到环境法价值的层面,以环境法的价值为指引将环境司法发挥出更加有效的功能与作用,最终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完美极致境界.     

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实现路径北大核心

环境公益诉讼价值的实现有赖于环境纠纷的有效解决。环境纠纷如何解决,如何消除环境利益与其他合法利益的冲突,往往关乎整个社会的生活品质。当前,应当认真审视我国的立法及司法现状,进一步建立完备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体系和科学的司法机制。     

论立法价值——从“禁鞭尴尬”说起

法律既是一种行为规范,又是一种价值载体。立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不同价值的博弈、权衡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价值理念、不同的价值期望以及不同的价值回应,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过程和法律的实施。与任何其它价值一样,立法价值是建构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其中立法价值的伦理基础构筑了立法价值的正当性,社会基础铸定了立法价值的适应性,利益基础筑就了立法价值的中心关怀,程序基础则成为立法价值权衡过程之正当性的基本保障。立法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立法的价值认同。立法价值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而文化从来就是民族的,因此,立法必须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之中。一项与民族文化相冲突的立法,既无法实现其价值,也难以贯彻其效力。     

论行政立法中的价值合意

立法价值的合意对于行政立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观念滞后以及制度缺失等原因,我国行政立法在价值合意实现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为实现行政立法中的价值合意,需要确立行政立法民主、行政立法正当程序以及均衡立法等观念,并通过提升行政立法程序的效力层级、完善行政立法民主参与制度来保障价值合意的实现.     

和谐社会中法律价值的冲突与选择

法律价值冲突曾经对我国的和谐发展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公平”、“效率”间的价值冲突有关,地区发展不平衡与“自由”、“平等”间的价值冲突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人权”、“秩序”间的价值冲突有关。妥善协调法律价值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法律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由法律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又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建设法治的历史环境以及制度选择密切相关。妥善协调法律价值冲突,应遵循以人为本、相对位阶、化解冲突和多元适用原则。     

民事立法方法的一种新进路

法学方法不仅包括法律适用的方法,也应包括立法的方法。民事立法中那些敏感和争议较大的问题都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外国法的借鉴或概念的逻辑推理能够解决的,往往要通过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过程,这其实就是哲学上的价值评价问题。其中价值选择是关键,而进行价值选择又需要有一定的思考路径和方法作指导,即先要把民事立法时所面临的价值冲突问题进行归纳分类,然后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以利益衡量为内容,以民法原则和民法规范为载体进行立法。     

环境法体系中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作为正在制定过程中的新兴环境立法,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立法与环境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存在发生规范冲突和赘余的可能,有必要明确其价值定位以及相应的规范表达。在生态文明入宪、入环境基本法的背景下,环境基本法的保护优先原则和综合治理原则内含对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期待,需要自然保护地立法予以表达。相较于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自然保护地立法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调整目标,且具有调整对象的系统性和调整方式的调适性,契合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需要。为落实这一价值期待,自然保护地立法需构建以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总行为控制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并采用“自然保护地基本法+各类自然保护地特别法”的总分结构。     

从立法的价值取向探讨律师刑事豁免制度

本文从立法的价值取向出发,分析刑事辩护制度中的价值冲突,探讨了在刑事辩护过程中一方面为了实现宪法所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形成合理对抗以消除不合理因素、辨明事实真相,促进司法公正公开应该赋予律师刑事豁免权,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规范律师行为又应该对律师的某些事项做出一定限制,通过上述价值冲突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些构建律师刑事豁免制度的意见,并对平衡冲突的两种价值提出了相关见解。     

浅谈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制度

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是环境保护中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发展起步较晚,立法和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尚存一定的不足,导致公众参与程度不高,引起一系列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执法的冲突和矛盾,导致环境保护社会性并未完全体现。文章从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界定入手,对我国环境法公众参与制度立法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专项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角度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我国经济立法主导价值的变迁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立法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立法必然要遵循一定的价值导向并最终反映在其立法成果之中。为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立法的主导价值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从经济立法含义的界定入手，在明晰法的价值、立法价值、经济立法价值等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经济立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及其主导立法价值的变迁。     

论环境法的价值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双重性 ,即它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在涉及环境保护时形成的社会关系 ,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利用与被利用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使环境法学的价值内容也具有了双重的内容。这就是环境法具有正义和功利双重价值 ,而正义价值和功利价值又都具有双重的内容。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价值和自然正义价值 ,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价值和精神功利价值。这些价值考查 ,有着其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基础 ,它的内容和界定也是以这些知识为理论基础的。     

中国现代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和模式分析

环境刑法既是国家刑事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环境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虽然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系不断完善,但仍有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分析环境刑法的立法价值理念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并在考察借鉴国外的环境刑法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环境刑法应有的价值理念和立法技术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路径。     

冲突法变革中反致的价值考量(上)

反致制度自产生之日起,一直受到国际私法学界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反致制度巨大的实践价值使其受到各国立法的普遍接受和司法实践的青睐。本文以反致制度的价值考量为主要内容,藉此探求反致制度的发展定位及其在我国的立法需要和建议。文章第一部分是对反致制度的概述以及笔者对于反致制度内因的一些思考。第二部分笔者对反致的理论博弈逐一进行解析讨论,重点论述了反致在传统国际私法上扩大本国法适用范围、维护国家利益,追求判决结果一致性,软化冲突规范、保护合理期望以及现代国际私法上实现更好法律的选择,实现特殊领域的特定目的的实践价值,同时思考新环境下反致的定位。第三部分主要浅析反致在我国的实践需要和建议。     

浅析法的价值冲突的解决——以宪法上的表达自由为例

法律源于生活,人们多元的生活需要决定了法的价值的多元化,同时也带来了法的价值冲突。本文以宪法上的表达自由为切入点,以经典个案为例,通过法官在价值冲突中的艰难抉择,结合学界关于价值冲突的原则理论,论证价值冲突的解决方法。     

论同情用药的立法价值取向及制度完善——以美国法为镜鉴

《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修订时增加了同情用药制度,但规定过于原则,且立法的价值取向不明。美国此项制度演变清晰地呈现了自由主义与硬家长主义两种价值冲突的困境,仅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或硬家长主义式的措施无法同时满足绝症患者挽救生命和行政机关监管的需求。随后,立法价值取向开始出现软家长主义。软家长主义不对选择进行限制以及对选择真实性的关注,恰恰可以满足无可用药物治疗的患者与监管主体的各自需求。所以,我国的同情用药有必要引入软家长主义的立法价值进行制度设计。基于此,同情用药的审查主体应当为医学伦理委员会,而非药品监管部门。软家长主义还可以通过影响患者选择的心理过程,调整医保的覆盖范围,合理分配法律责任,完善临床试验的规定,最终实现患者选择的自由,同时兼顾公民生命健康权保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