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安全刑法保护扩张的合理边界

《数据安全法(草案)》的发布是数据安全作为独立法益的立法宣示,基于数据安全对个体利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刑法有必要将其纳入保护范围。现行刑法对数据安全的保护是通过制裁信息犯罪间接实现的,由于刑法视阈下的信息和数据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未来刑法必然要建立新的数据犯罪罪名体系,实现数据安全领域刑法保护的大规模扩张。为了避免刑法扩张演化成违背谦抑性的公权力滥用,必须进行"合边界性审视",确保其不会突破刑法自身的边界。由于数据安全法益自身无法通过"法益原则"实现刑法边界划定功能,有必要引入"广义危害性原则",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刑法保护扩张之前,划定扩张的合理边界。     

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正> 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人民院(议会下院)和联邦院(议会上院)分别通过法案,将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东段)上建立的非法的由印度联邦直辖的"阿鲁纳恰尔邦"的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一个"邦"。印度的这一做法,又再一次严重地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1986年12月11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印度议会通过的这个法案"完全是非法的,中国     

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分析

软件产业是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2010年,中国实现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盗版侵权问题仍然是影响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继续推动中国软件正版化进程,营造良好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开展了"国内外软件盗版分析及反盗版政策研究"课题研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完成《国内外软件盗版分析及反盗版政策研究》报告,扼要概括了现阶段全球及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动态及特征,采取深入软件企业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软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进行了调研;综合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反盗版政策实践经验;运用政策工具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反盗版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以下两篇文章为本次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以便读者了解。     

浅析文化自觉及其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迈步前进"的战略决策,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纵横两个维度明晰了文化自觉的含义,探讨了我国当前文化不自觉的表现及成因,指出了正确把握文化自觉的定位和发展规律,发挥各领域自身优势,形成合力,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     

试论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十大功能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央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在此过程中,政府责无旁贷。根据我国实际,政府应在制度供给、技术创新、政策完善、立法监督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其主要功能。     

论转型期产权转移与企业成长的良性互动

中国企业的产权转移是政府以企业产权为对象进行"产权转移交易"、以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过程.民间主体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交易机制,不仅获得了企业产权,同时也实现了企业扩张.在政府启动了最初的产权转移进程以后,企业获得迅速扩张的机会,企业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的产权交易提供了可能.中国企业在20多年间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样的制度变迁基本上是在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的企业领导人、政府和企业职工的利益博弈中实现的.     

论刑法中的“应当知道”——兼论刑法边界的扩张

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多次使用了"应当知道"这一术语,其多次与"知道"一起出现,被规定为"明知"的一种形式。"应当知道"并非过失犯的预见规定,而是故意明知认定的一种形式。"应当知道"的根基在于刑事推定,应当遵循推定的基本规则。"应当知道"的运用是对刑法边界的一次扩张,是基于司法效率作出的选择,必须在人权保障的前提下合理的限制扩张的范围。     

中国软件保护的现状和趋势——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分析

软件产业是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2010年，中国实现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盗版侵权问题仍然是影响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继续推动中国软件正版化进程，营造良好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开展了“国内外软件盗版分析及反盗版政策研究”课题研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完成《国内外软件盗版分析及反盗版政策研究》报告，扼要概括了现阶段全球及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动态及特征，采取深入软件企业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软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进行了调研；综合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反盗版政策实践经验；运用政策工具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反盗版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以下两篇文章为本次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以便读者了解。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本文是对刑法教义学的一个面向的理论探讨,即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李斯特鸿沟切入,李斯特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严格界分:刑法教义学成为一门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由此形成了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而刑事政策则是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其以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尤其追求特殊预防的效果。李斯特这种把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分立与疏离的思想,形成所谓"李斯特鸿沟"。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之后,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将刑事政策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本文重点对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刑法教义学,因此,李斯特鸿沟尚具有启迪意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李斯特,也没有必要重新跨越李斯特鸿沟,而是可以直接享受罗克辛贯通的成果。本文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中,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政策法治化再思考

产业政策是中国当下经济实践中频繁采用并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占有巨大权重的经济治理手段。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产业政策体系得以完整形塑之后,产业政策相应的制度建设几无进展,这与政策实践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形成了巨大落差。检讨产业政策现行立法中的缺失,对既往的立法理念、立法体制及具体制度安排进行全面的反思及重构,这对回应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一直遭受的政策效果、政策公正性乃至政策出台的必要性等各方面的质疑,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实现其民主控制,都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定义的张力和影响

对"投资"定义是国际投资仲裁实现管辖的基础,但其欠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明确且一致的定义,因此仲裁庭在管辖中必须对此进行解释。自Fedax案与Salini案以来,仲裁庭运用多种方法解释投资,体现了投资定义扩张化趋势。投资定义扩张一方面反映了促进投资自由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东道国外资管制造成冲击,便利外国投资者滥用投资仲裁乃至影响国际投资法治基础。中国作为接纳外资的传统大国与新兴投资大国,其对内经济管辖与对外投资利益等权益也会因"投资"扩张锋芒而受损。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仲裁实践中日益扩张的投资定义实现合理限制,从而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共赢并维护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利益。     

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的平衡——解读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

"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的立法目的价值,旨在于扩张行政诉讼机制的纠纷解决功能,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程序提供法理支持,但是,行政诉讼领域的纠纷解决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而且与行政诉讼固有的"权力监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调和"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设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更好地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     

定位"中国责任"依据的浅层次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际舆论上形成了一种"中国责任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肩负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责任。我们应该怎样来确定"中国责任",这是我国在今后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论诉的利益之扩张

基于增加国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民事诉讼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以及实现判决形成政策的机能,我们应当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诉的利益在其概念内涵、功能、利益内容上应进一步扩张。     

论侵权法保护的利益

作为权利救济之法,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是有边界的。从政策的角度考量,侵权法在界定该边界时,既要实现对受害人权益保护与民事主体行为自由的平衡,又要协调好侵权法与其他社会补偿制度之间以及受害人权益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伦理道德观念变迁之间的矛盾;从立法技术的层面看,应借助"一般条款 类型化"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受侵权法保护的利益的具体范围。在"权利泛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侵权法不是万能的,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中的论坛选择政策研究:历史、策略与哲学

为追求知识产权利益最大化,美国的域外知识产权保护始终处于扩张之中。美国不断追逐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论坛,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最近的《反假冒贸易协议》,采取的论坛选择策略包括论坛加入或退出、论坛转移和新论坛构建等,意图在于把不断提高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实质地延伸至全球领域。为支持其论坛选择政策,美国交互采取单边、双边和多边贸易措施,包括"特别301"、自由贸易协议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持续推动美国域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力量来自其跨国公司,支撑其论坛选择政策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域外知识产权扩张历程及其论坛选择政策的考察,有助于人们认识知识产权全球化的实质,正视其内在冲突,把握其合理方向,理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应是一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无条件延伸,从而有助于我国吸收相关经验与教训,在知识产权对外交往中采取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应对之策。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及范围扩张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和范围,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模糊不清,学术界的解释也难以统一,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立法实践。在造成"高法低定"和"低法高定"的同时,还使基本法律的分布极不平衡,个别重要领域甚至基本法律完全空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亟需厘清基本法律的标准,实现范围扩张,使法律体系结构更加严谨、内部更加协调、体例更加科学、调整更加有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最初提出时具有明显的司法性特征,但随着实践中从司法理解向立法思路的拓展,该政策完成了向"基本刑事政策"的转变。然而,这种扩张解释没有经过系统论证,也不具有全面充分的理由。宽严相济可以在古代的"宽猛相济"中追溯渊源,其中的"宽"就是以对猛政纠偏的面目出现的。当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既是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弘扬,更是对以前过度强调"严打"的纠正。立法的特点及基本品质表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可能直接表现为立法政策;认为该政策涵括了立法政策,会导致以下逻辑困境:无法正确处理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重复评价或政策的虚无化;立法有自身的品质要求,其缘由是复杂的,并非宽严相济所能涵盖;如果旧的法律规范已经被新法修改,势必不存在所谓"相济"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印度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来分析印度崛起的背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可以看到:在国内方面,印度通过制度变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减少了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阻力;在国际方面,印度的崛起有大国背景,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幅提升,近年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得到稳定发展.印度经济的发展使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实现其政治信念的权力潜能,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印两国关系将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