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案件办理机制之现状与前瞻

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简易程序，用6个条文对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形式、适用案件、庭审程序、审理期限和变更程序等作出了规定。可以说此简易程序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出现，是中国刑事诉讼法上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但由于法律条文简略，缺乏可操作性，其立法目的——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分流案件等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涉案财产没收程序适用条件之思考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一编中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简称涉案财产没收程序)。该程序规定了"犯罪类型"、"时间期限"和"刑法根据"三个适用条件。这三个适用条件分别存在犯罪类型不明确、时间期限不必要、实体法根据缺位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并协调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涉案财产没收程序的立法目的。     

浅议技术侦查措施在自侦案件中的运用

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将对自侦工作产生深远影响，但并未对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等操作性较强的内容做具体规定，故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故拳文对技术侦查措施在自侦工作中的程序构建及证据转化提出一些浅见。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之研究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可以说这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本文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为研究目标,从精神病人概念的界定和范围的界定两个方面提出立法完善的建议。     

论新《刑事诉讼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

正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第三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简称"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2012年10月和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分别就该程序的具体适用规定了细则。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

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存在性质不清、适用对象单一、适用条件模糊、决定主体不明以及适用程序缺失等问题,致使这一制度的现实运行缺乏程序保障。构建科学、完备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既符合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有利于发挥医疗救助和社会防卫之功能。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对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程序的启动、法庭审理以及裁判和救济等基本程序作出规定,以实现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化和诉讼化。     

庭前会议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2012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庭前会议制度。随后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最高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为"最高检《规则》"对庭前会议的适用作了进一步规定。目前学界对庭前会议制度关注较少,庭前会议的特征、理论基础等基本理论问题仍需进一步明晰;司法实务部门在适用庭前会议的过程中也暴露出程序定     

刑事救济程序的新发展

<正> 在刑事诉讼中,第一审程序之后所进行的审判程序,一般被称为刑事救济程序。刑事救济程序的意义在于对法院判决和裁定可能出现的错误进行纠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救济程序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这三种程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对象,但都具有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控辩双方的权利予以救济的作用。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救济程序中的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作了较大的修改,使得这两种程序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下面就其中的主要变化略作介绍与评析。     

庭前会议制度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构建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庭前会议机制作为连接起诉和审理之间的中间程序,但因为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欠缺可操作性,该机制在适用中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司法现状。为了有效对接立法与实践,应从司法实务的需求角度,给予庭前会议准确的程序定位,进而完善实施规则,明确法律效力。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时隔十几年的这次大修,增加了更多人伦化的规则和制度,使刑事诉讼法在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专章规定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也规定了规范的程序,包括:人民检察院申请,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决定,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法定代理人到场,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强制医     

修订现行简易诉讼程序的意义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除规定普通诉讼程序之外,还规定了几种简易诉讼程序,统称为特别诉讼程序。特别诉讼程序有三种:简易诉讼程序、最简易诉讼程序、轻微违反诉讼程序。前两种适用于审理具有特定情节的轻微犯罪,旨在简化相关程序,提高案件诉讼效率;后者适用于审理轻微违反案件(如涉及违反交通规则、劳工法例的案件)。一直以来,澳门检察院都争取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推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但限于《刑事诉讼法典》所规     

论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定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节,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提高了侦查效率和打击犯罪的力度,增强了技术侦查的规范性,同时,也对保障人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过于笼统,使得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很多规定都缺乏可操作性,使很多法律规范都不能得到落实,不能发挥技术侦查措施该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分析,介绍了技术侦查措施的作用和不足,提出了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方法,以使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方向与路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死刑复核程序,并对检察机关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过程中,遇到了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信息不畅通、人力资源不足、监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检察机关要全面履行死刑复核法律监督职责,需要进一步明确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内容,增加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人力资源,完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的程序等,以建立有效的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制度,确保我国死刑的正确适用。     

完善强制医疗制度的些许思考

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并对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程序、解除和制约机制等问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回应了精神病人犯罪危及公共安全的现实问题,意义重大。但仍然存在适用对象过窄、庭审程序缺乏具体规定、司法鉴定亟待规范、权利救济有待细化等不足和问题,为确保强制医疗程序得以有效实施,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和完善。     

应当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

我国一贯对犯罪分子坚持少杀,反对滥用死刑。刑法第43条对适用死刑的条件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刑事诉讼法中又设专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在核准权限和程序上作了严格规定。这是确保正确适用死刑,防止多杀错杀的重要制度。     

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发展,对未成年犯复学、升学、就业以及顺利回归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规定不仅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且适用对象过窄、对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也都未作任何规定.这些都将严重影响该制度的运作和实施效果,甚至可能使其沦为制度上的“花瓶”和实践中的“鸡肋”.为充分发挥该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应当将其“升级”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在制定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时需要“接力”和“合力”,但更需要“给力”.     

庭前会议与庭外调查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修改后的刑诉诉讼法与之前相比，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科学，增加了许多新的规定，彰显了保障人权与程序正义的法治思想，由于修改的面比较广，有很多地方有待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中继续完善,因此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公检法机关及律师等在司法实践中将面临着一定的挑战。该法第一百八十二务第二款之规定建立了庭前会议制度，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但是规定的不是很明确，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并且与庭外调查等的界限显得比较模糊，有必要对这二者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浅议强制医疗程序

经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至二百八十九条共6个条文,分别从对象、程序、审理、时限、解除、检察监督等方面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新修订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一至三百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三十九至五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四至五百四十三条对相关程序作了补充规定。由于是新设程序,且条文较少,难免规定的尚不完善,实践操作中亦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就强制医疗程序意义、存在问题、完善等方面粗浅地谈谈自己的想法。     

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及在我国的适用

2013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特别程序、"社区矫正"刑事执行制度等规定,既体现出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与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浅论我国职务犯罪监听程序设计

在我国,刑事侦查领域虽然在广泛地运用监听措施,但长期以来监听一直缺乏立法上的程序限制,尤其是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实施监听更是没有明确的授权,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这显然与我国宪法所强调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不相适宜,今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修正案》),其中虽然对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有了授权的规定,但规定的相当抽象,没有对监听的提请、监听令状的签发以及执行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将尝试对我国职务犯罪监听的程序进行初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