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起源观

“法的起源”是法学领域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本文作者在认真精读、综合分析了马、恩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法的起源观作了新的注释，提出了：“法产生于原始社会”，“法在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继续存在”，“法的普遍的和基本的属性是社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阶级性只是法律在阶级社会中的特有属性，决非法律的根本属性，随着阶级对立的消灭，法律的阶级性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等观点     

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的潜规则——可供阅读的另类秩序

制定法是一种规则 ,习惯法也是一种规则。在制定法与习惯法之间 ,还存在着第三种规则 ,即本文所讨论的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另类规则 ,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另类秩序。     

习惯法律化的法律经济分析

现实生活中习惯与制定法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在某些领域,制定法成了一纸空文,脱离现实太远。而当事人往往采取其他社会规范来规避法律的适用,形成了实质上的法律多元化倾向,这些＂其他社会规范＂中最为常用的就是习惯。与此同时,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关于习惯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渊源也存在争议。本文试运用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对习惯法律化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和比较,指出制定法与习惯的背离造成了法制资源的浪费,即用＂反证法＂来说明习惯的非法律化是不＂经济＂的,进而得出习惯应该法律化的结论。     

"赔命价"习惯法:从差异到契合——一个文化社会学的考察

＂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在藏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等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赔命价＂习惯法遭到了学界和实务界前所未有的批判与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在基本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赔命价＂习惯法在强调限制死刑的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以及赔偿刑事被害人等方面,与刑事法治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因而,一方面,应当认清＂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冲突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刑事和解制度来实现刑事制定法对＂赔命价＂习惯法的规范化诱导。     

浅析制定法与判例法之差异

制定法是一个文本系统,内容抽象,相对稳定、封闭,采用演绎推理,哲学基础是理性,而判例法是一个观念系统,内容具体,相对变动、开放,采用归纳推理,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从两者的差异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两者各有优劣,只有相互借鉴吸收才能克服各自的先天缺陷。     

刑事制定法视域中的习惯法--一种被压制的知识传统

在当代刑事制定法中 ,除了涉及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问题 ,一般是轻视习惯法的。习惯法在刑事制定法中是一种被压制和漠视的知识形态。而对于民族习惯法和国际惯例的重视 ,也并非基于习惯法自身的规范力量 ,相反 ,倒是基于一种另有隐情的政治、文化策略。罪刑法定作为占支配性地位的强势话语 ,其于习惯法的排斥性态度 ,势必延伸和映射到制定法的基本格局之上。     

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互动

苏力老师在《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首次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制订法＂与＂民间法＂两者在不时地发生着冲突和亲和,这一矛盾着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加快了中国法治之发展。＂制定法＂作为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一般行为准则,并不是自人类产生本身就有的,它具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它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的产物,代表历史不同阶段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强制性。原始的道德规范成为＂民间法＂的温床,当＂制定法＂刚刚萌芽的时候,＂民间法＂及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便融入其中。＂制定法＂作为道德规范的强制者和协调者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强制力调整着社会关系,使之有着不同于民间法的正式制度。法治的本土资源使法律更人性化,也更便民、利民,＂民间法＂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种习惯性行为规范,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司法救济中体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制定法与判例法之比较研究

制定法和判例法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种法律渊源,本文将从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比较分析着手,探讨两种法律渊源的长短处,以及其与社会的互动性,以期能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与融合--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坳瑶为例

坳瑶的婚丧习惯法(以广西金秀坳瑶为研究蓝本)是坳瑶同胞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内生而成的,对于保障坳瑶家庭与族群的和谐稳定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文章认为在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既要正视坳瑶婚丧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客观差异,也要正确认识到二者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从经济与法律文化基础,以及立法、司法等方面着手推动二者的融合,以此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法官造法: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

法官造法是英美法系司法的最高境界,是与大陆法系区别开来的基本特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所撰<司法过程的性质>--作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代表之作,对法官造法的动因、界限、根据和方法等做出了简明而又不乏深邃的阐释,该书也成为解读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理论精髓的窗口.     

论民间法的作用与应用

民间法是传统社会人们基于一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标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它作为一种文化仍然普遍存在,在一些地区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那么,民间法的特点、作用是如何的？应当怎样使用民间法？引起了法学研究的重视。本文认为应当脱离单纯的法制浪漫主义情结,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中探寻法律秩序的本土资源,从而拓宽对民间法的认识。     

现阶段中国引入判例法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完善,大量法律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现阶段的中国能否引入判例法则引起了激烈争论。本文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不能够引入判例法,但可以充分发挥判例的作用,以弥补我国以单一的制定法为法律渊源的问题与局限.     

我国民法的法源及其解释

《民法总则》废止了国家政策作为法源,增设了习惯作为民法的法源。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的法源应当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和法理。对应这三种法源,应当有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我国未来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完善法源的规则,同时增设法律解释的规则。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后感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作为法律史研究中的范例之一,它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清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其行文时运用的写作方法,以及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批判与继承等方面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着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在国家刑事制定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但其仍然保持着较强活力的事实却不可否认。由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念、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之形式侧面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法治形成机理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简单理解,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不可调和之处。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立场出发,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在补偿被害人、限制死刑和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却发挥着国家刑事制定法难以发挥的作用。通过强制适用国家刑事制定法来革除或破除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危险的;只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渗透与整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提供有效途径。     

法治的起源、发展及其基础分析

法治是现代社会和谐的基础。本文先分析法治的概念,追溯了西方法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并阐述了西方法治思想产生于古希腊,承袭于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思想基础。     

习惯法与羌族习惯法

<正>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不同于国家制定法的另一种文化现象和知识传统,是法学和法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尤显重要。在我国,从法学的角度对各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进行研究正方兴未艾,而对某一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则尚处于尝试阶段。我国西南地区的最大区位优势和地区特色之一,是众多少数民族济济一堂。我们生活工作于斯,又以法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为职志,瑰丽多姿而又略带神秘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而羌族习惯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则成了我们调研的首试对象。Ⅰ 历史上,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并未建立过国家,或虽曾经建立过割据的甚至独立的国家但为时短暂,并早已消失,因此,若固守国家与法的理论模式,以国家作为法的产生前提就必然会把这些民族排除在法律史乃至法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更遑论民族习惯法研究了。法律人类学对法则有不同的理解。《原始人的法》一书的作者E·霍贝尔说:“在     

法的目的和价值探析

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法具有其特定的目的和价值,本文从法的起源及发展的角度探究法的目的以及法的价值所在。     

债与民事责任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

根据历史资料,民法上的债最早起源于古代西亚地区文明中基于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欠物或者欠钱;中国法上的债起源于基于借贷契约和买卖契约的欠钱或者欠物;罗马法上的债起源于具有私犯性质的罚金责任。债与责任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五种不同的形态:债务与责任联系;债务与责任融合;债务与责任区别;责任与债结合;责任与债分离。债与责任关系的理论和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关系的理论有联系,也有区别。债与责任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说明,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明确债与责任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民事立法科学化和正确司法均有现实意义。     

法的价值与法治

法的价值就是法对社会主体的满足程度,中外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法的价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的法的价值具备了实现的途径。社会主体要有正确的法律理想,正确的法制观念,要有的法的价值实现的正确尺度,才能实现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