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权利”的概念不宜并列使用

目前在一些学术文章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提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等。将“自由”与“权利”的概念并列使用,我以为值得商榷。权利,在我国古文中有“权势与货利”之义,含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现代用语中的“权利”,则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某种权力与利益;根据这种权力与利益,公民可以作出一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不作为),同时可以要求有关的他人作出相应的行为或相应的不作为。二是指政党、社会团体等组织的章程中所规定的成员所享有的权利。法律用语中的“权利”特指前一种意思。自由,顾名思义就是“由自己作主”,这是相     

关于“青少年犯罪”是否法律概念问题的探讨——与丛文辉同志商榷

《法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丛文辉同志关于《“青少年犯罪”不是法律概念》的文章。读后,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与作者商榷。 (一) 研究“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法律概念,首先涉及到对“青少年犯罪”如何认识。“青少年犯罪”是人们通过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概括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人们接触了大量的青少年进行违法犯罪的社会现象以后,形成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概括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所以能在我国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被     

政治文化——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兼与朱日耀同志商榷

深入开展政治文化的研究,对于我国目前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有极重要的意义。可是,学术界对这一点论述尚显不足,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政治文化的确切涵义到底该怎样理解,本文试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发表的朱日耀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一文,给我们很大启迪。比如他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心理三者关系的论述,指出,社会政治心理是政治思想得以植根的土壤;政治思想是社会政治心理的结晶;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作用整个社会的桥梁等,这些精辟论述是十分正确的。可     

应正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何新同志商榷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曾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对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我和一些同仁一直有不同看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关于发生经济危机原因的提出和解决的办法,关于第三产业等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点意见,以就教于理论界同仁,并与何新同志商榷。     

也谈“民主集中制”——与王欣新,赵向阳两同志商榷

看了10月17日王欣新、赵向阳两同志的《“民主集中制”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不禁钦佩作者勇于探索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但对文中的一些观点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商榷。第一、莫把“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划等号“民主”在我国是一个多义词,由于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使用,便产生了众多的理解。但从其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出发,应把民     

学习“一国两制”构想的几点体会——与余树声同志商榷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以来,理论界写了不少的好文章,看后很受启发,开阔了眼界,并加深了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但对某些同志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就实行着“一国两制”的政策的观点,颇感困惑不解,值得商椎.(一)“一国两制”是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根据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而提出来的一项崭新的理论.人们可以遍阅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恐怕从中找不到“一国两制”的字眼和论点.但在余树声同志写的《东方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与‘一国两制’》一文中,却有如下的论点:“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由殷商奴隶制向封建奴隶制转化的周     

也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与刘经宇同志商榷

刘经宇同志在《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见《党史通讯》1987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根本不存在“逼蒋抗日”的条件。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抗日反蒋”的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形势没有按着“抗日反蒋”的大方向发展,反而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客观形势?     

“现代化生活方式”质疑--与慕维同志商榷

读了同志《对〈生活方式〉一文的质疑与补充》后,觉得文中的某些观点值得植。文章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光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两个概念是不够的,应当提出“现代化生活方式”这个新概念未加以补充。我认为这个新概念对于我们区分什么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没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甘建民同志商榷

近读甘建民同志文章《试析马克思不发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之原因》(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1期,以下皆简称为“甘文”),颇受启发。“甘文”在对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两封书信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晚年在俄国革命前途的问题上是历史发展的“多线论”者。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就姓“社”——与张勤德同志商榷

1992年第2期《理论探索》发表的张勤德同志《注意防止改革的性质发生“演变”》一文,集中批评了“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在改革中就可以不问姓‘社’姓‘资’”的“错误思想”。乍一看,文章似乎是在讲“要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好象很正确。但细一分析,觉得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文对于“在改革中”鉴别姓“社”姓“资”的标准的把握,颇有需要商榷之处。现将我们的看法初略提出,以就教于张勤德同志。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并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之所以优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能解决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达到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统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由”概念

康德的"自由"包括人不受感情欲望奴役的选择自由这一消极层面的自由,和对客观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的自由即自律这一积极层面的自由。自由是人们拥有意志的前提条件,也是独立于自然规律的、不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由意志决定自己的一种东西。自由是阐明意志自律性的关键。道德律是一个决定意志的规律,它首先具有普遍性,不是从经验中得来,而是先天就有的,只有纯粹的规律形式才能成为普遍规律,才能够决定每一个意志。     

两点质疑——与张维达同志商榷

吉林大学张维达同志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第五部类内部的交换时说:“第Ⅱ部类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补偿可变资本5O0V和剩余价值500m部分,通过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卖给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资料就可得到实现。”(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学》1981年8月第1版,第135页)这一论述有两点值得商榷。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自由”概念的内涵

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内涵见仁见智,事实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由概念的内涵有其自身独特的属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属性、社会属性、价值属性。只有把握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由概念内涵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并进一步深化马克思的自由理论。     

谈否定的方式——与袁继新同志商榷

袁继新同志在《理论学刊》1986年第12期发表题为《论否定的内外形式》的文章中,提出:“如果从否定的根据上看,复杂多样的否定形式就可以区分内在的否定和外在的否定这样两种基本的形式。”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研究。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问题——与唐昌兴同志商榷

唐昌兴同志在《党史通讯》一九八七年第十期发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一文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历时十年?十一年?还是十二年?粉碎‘四人帮,能否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人们对于这一涉及党史分期的问题尚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工会改革要强化“官办”力度吗?——与刘玮同志商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会也面临一个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进行改革的课题。工会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慎重而科学。笔者看了1999年第一期《工会理论研究》杂志《工会改革要强化“官办”力度》一文后,一直在思考:工会改革的力度究竟应该强化在哪里?现将学习思考的一孔之见谈出来,并与刘玮同志商榷。刘玮同志认为:“改革以来,工会原有机制显然不能有效保护职工利益”,“究其原因,主要是没     

“总劳动”不能创造总价值──与方华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华同志《劳动价值论新探》一文，读后令人颇收教益。但是，方文（下同）依据其“总劳动投入形成总价值、即总劳动投入多少总价值就创造多少”的理论“新基点”得出“金融劳动、科学文教劳动、行政国防劳动等社会必需、有效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话题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读后尚存疑虑，主要分歧在于：方文所谓的“总劳动”（包括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否能创造经济学意义上的总价值？现就此问题向方华同志作进一步的请教。一…     

我对“对象”的认识——兼与秦岭、恽重两同志商榷

读秦岭同志的《区别开两个“对象”》和恽重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见本刊1992年第6期,以下简称“秦文”和“恽文”),颇受启发,不过,对于两文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秦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恽文则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此外,还有人把人的思想、心理、行为看     

个人自由与国家行为的界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思想史考察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争论,贯穿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始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界限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今天,考察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