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权利与善

如何看待权利与善的关系,这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罗尔斯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权利优先于善”,并且为此提出了两种论证.桑德尔反对“权利优先于善”:针对权利优先性的义务论证明,他提出了权利优先性的批判,并阐述了自己的社群主义观点;针对权利优先性的政治自由主义证明,他又对权利优先性进行了再批判,并且修正了自己的社群主义观点.     

正义与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目的论比较

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个人权利，个人的权利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正义。社群主义主张的是”善优先于权利”的政治伦理观，认为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高的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政治目标的讨论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也正是二者的争论核心所在。     

近代西方政府职能理论之嬗变与政治实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古典自由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主义逐渐抬头。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上出现了两种改良的思潮: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欧陆国家,政府具有较大的权力,负有较广泛的职责。在英美国家,政府权力相对较小,职责范围较为有限。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应是建立"小"而"强"的政府。     

浅议麦金太尔的权利观——从麦金太尔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着手

麦金太尔是社群主义思想的先锋之一。他的社群主义思想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权利观的批判,指出其错误之处,并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重建善的社会共同体,从而解决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现实问题。麦金太尔的权利观倡导社群优先,集体主义,这必将对我国人民权利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霍布斯与现代性政治——读《利维坦》

霍布斯思想虽然倍受争议,但是就现代性政治而言,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首先,它确立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即,从人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古典美德政治或应然标准来讨论政治;其次,确立了现代政治中个人主义的普遍性原则,认为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不仅身心一律平等,而且都有自由行事的权利;最后,它还确立现代政治中个人与国家的逻辑关系。     

政府:不应当做什么,应当做什么——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最新争论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自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在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问题上的争论，并且指出，两者分别倡导的“弱国家”、“强国家”均有增进和损害人民个人利益的可能。两者的理论实质上是互利的，离开自由主义谈论社群主义与离开社群主义谈论自由主义一样，都无法正确理解两者的观点     

自由的,抑或社群的——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路分析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构建固然重要,文化的成功转型、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却更为紧迫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围绕着权利与责任、个体与社会的论争为中国公民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思考的空间。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和社群主义对社会责任的重申都有其合理之处,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自由式的社群主义理路契合了当下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诉求。     

“正义”为何显得如此重要——兼论正义论的“人性”根基

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始终游弋在对"人"和"政治"及其关系的理解上。政治哲学的复兴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事件。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主题,围绕自由与平等、自由与社群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人性论这个政治哲学的元理论。     

城市正义的历史生成与中国建构

我们正步入城市社会,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自觉建构、完善城市正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一直关注的话题。自由主义认为权利优先于善、国家中立是建构城市正义的根本,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培养共同善,致力于塑造政治共同体。这两者看似对立的观点背后其实分享着共同的逻辑:即用同一性否认或压制差异。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的天然属性,是理解城市的根本前提,没有对差异问题的合理应对,就没有城市正义。在当代中国境遇中,建构差异的城市正义,需要处理好城市正义感的个体伸张与普遍唤醒、城市差异性的宏观建构与微观推进和城市公共性的顶层设计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与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与“现代性”的内涵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以对传统的扬弃为基本起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现代化为核心的过程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秉承“社会本位”(具体表现为“任务本位”)的目的观。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认识必须回归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到“主体本位”的转换,即以促进入的现代化为根本目的,并将人的主体性和开放性作为人的现代化的核心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测度,需要在主体路向和科学化路向上同时进行。     

技术与政治:马尔库塞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探析

正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具体处境的关切,促使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展开批判,而其批判的核心则是技术与政治,因为在他看来,正是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技术与政治的融合造就了"单向度的人",改变了传统解放范式。这种批判构成了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本文即从其批判思想的这两个核心切入,系统阐释马尔库塞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探析这种思想的本真意义。     

个人权利是公正的底线——诺齐克政治哲学评议

公正问题越来越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主要有三种形态,功利论、道义论和权利论。诺齐克是权利论的主要代表。而在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诺齐克的公正理论即权利论正在凸显出其独有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社会如何实现正义补偿——基于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

<正>义补偿问题是资源正义分配问题。做好正义补偿要求既让受损者获得补偿又不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感情。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和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在"为何社会应该进行补偿"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究其原因是二者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义务的假定上存在根本区别。而自由主义平等理论的正义补偿方案在理论上无法满足真正做好正义补偿的要求。     

政策、权利与税收法定主义——从“上海契税第一案”切入

税收法定主义是财税法治的第一要义。上海契税第一案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在契税征收过程中突破国家统一税收立法的限制,自发制定和调整契税补贴政策,而使纳税人承担了全部政策风险,间接损害了纳税人权利。由此说明法定主义一旦缺位或受到动摇,无疑会导致税收规则及其政策实践的不确定性,致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面临被侵害的危险,以至于加剧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唯有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行政权和有限立法权,将其税收政策制定过程纳入税收法定主义的轨道,才能增强税收规则稳定性,保障纳税人权利,促进财税法治的不断进步。     

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离不开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解决权力的配置与使用问题。当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与归宿。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这是关于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质与要害。国家权力在少数领导干部手中“错位”与“失控”,悖离权力的本质与运行轨迹,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根源。跳出“权力本位”的误区,回归“权利本位”,迫切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贯穿于政治体制改革全过程。     

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

根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结构从潜在类别分析的角度来看,可分为四类:政治普遍信任、政治信任态度模糊、执行性政治不信任、象征性政治信任.采取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影响政治信任结构的两种解释路径:理性选择路径与政治文化路径,最终可发现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因素显著地影响不同政治信任态度的形成.     

市场社会与自由主义——麦克弗森对于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的解读

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遇到了严峻挑战与困境,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合法性危机状态。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这种合法性危机,我们需要回到自由主义的源头,回到霍布斯的理论那里。尽管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产生于三百多年以前的十七世纪,但是它对于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仍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可以看作是解决早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对于霍布斯的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弄清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它与市场社会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     

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存在模式研究——基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

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研究,即中国市民社会的内涵、建构过程及与国家的关系研究,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市民社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将这种思想上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建设的实践行动过程中,以求为中国现代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一些建议,也为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和管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外儿童权利保护法之比较——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儿童权利公约》的研究

《儿童权利公约》是国际社会儿童权利保护"宪章"。我国一贯重视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比较而言,《儿童权利公约》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二者不仅在"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儿童角色地位""可操作性"等基本范式方面存在着"国际"与"国别"的区分,在"成长环境""享权者""家庭保护"等具体范畴方面也有着质性上的差异。因此,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之一的我国,务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儿童权利的保护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