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

我国从清未即开始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法院,但至今仍不尽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文革以后至今司法建设所走的路线总体来说为司法职业化。由于未配合以司法民主化建设,导致司法职业化尚未成型,司法官僚化严重。克服此弊病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司法民主化建设。司法建设在强调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必须高举司法民主化的旗帜。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结合点在于陪审制。陪审制不仅仅是一项司法制度,更是一项政治制度。     

论司法民主化与人民陪审员制度变革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化重要标志,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措施和程序制度保障,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人民陪审员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需要站在司法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通过变革、创新予以调整和规范,真正体现人民主导司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与爱尔兰的“零距离”接触

2006年10月21日至29日，应爱尔兰律师协会的邀请，三位中国律师参加了由国际司法桥梁组织、詹妮弗·史密斯律师带队的五人访问团，对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法律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作为访问团成员之一的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李宝岳律师记录了访问团在爱尔兰的点点滴滴。     

也谈法律与人情的冲突——从“沉尸葬母”案说起

从法律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与人情的冲突和较量，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是来自民间的力量，它们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来没有分出过胜负。本文试从沉尸葬母案分析这对矛盾，弄清楚法律与人情的特点以及为什么它们之间会产生冲突，并就如何处理这对冲突发表了相关见解。     

司法与民主的三种关系

司法是依法裁判纷争的法律制度，其本质特征在于法官的法律理性；而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是通过选举决定政治权力具体行使主体的政制安排。司法与民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司法的特性决定了它与民主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就是彼此没有关系。除此等无关系外，司法与民主之间还存在两种人为关系：一是民主主宰司法，二是司法制衡民主。前者实质上是司法被民主工具化，是专制民主之产物。后者最早实践于美国，它是人类防御民主多数暴政的宪政设计，是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就我国而言，当下应在努力推行民主的同时坚持提升司法的法律理性，使司法不受制于民主民意，至于司法制衡民主那还为时尚旱。     

刍论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

民意与法意之间的冲突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如何协调这种冲突却是可以考虑并且值得努力的。这就涉及到了另一耷重要的问题——现行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司法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司法职业化还是司法大众化？本文在比较分析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各自涵义、背景、内蕴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见解和建议。     

论“无法”司法——一种对司法过程的另类思考

我国法制建设中历来重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对司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法"司法问题却有认识不足的倾向。所谓"无法"司法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法律规定相互冲突等情况下,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理念的要求,法官必须解决现实的社会纠纷。"无法"司法是以法官自由裁量权和司法经验为表征的,在司法过程中具有普适性。但是"无法司法"毕竟与严格依法原则有冲突,因此也应当对"无法"司法进行必要的规制。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政治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司法文化传统、国情、大国崛起的使命、政治主体的自决性等多元因素,决定了中国司法应当保持自身特色.与世界通行司法规律兼容,体现高效、便捷,满足民众实质正义的心理期待,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司法应当具有的特色.合理平衡和协调政治化的司法与技术化的司法、专业化的司法与大众化的司法、克制化的司法与能动化的司法,是打造司法的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     

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对我国司法改革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在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司法职业化和大众化的激烈争论,如何把司法的职业化与大众化很好的结合起来,已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值得研究和探讨。     

走向“社会司法化”——一个“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

当前司法实践的问题往往被归咎于"专业化"、"组织化"、"程序化"和"独立化"的发展,"多元解纷机制"被作为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若不加以严格限定,这些观点可能演化为"去司法化"和"司法社会化"的主张。从"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审视,现代法的唯一功能在于"稳定规范性预期",现代司法对于此项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司法作为解纷机制具有决定性优势。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大司法"概念,倡导走向"社会的司法化"和全方位"司法治理"。     

论“民意病毒”的司法治理

"民意病毒"的出现,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认同感。在推行司法治理的背景下,针对"民意病毒"的特点和危害性,人民法院要想理性引导网络民意、重塑法律权威和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实现从刻板的司法克制主义向适度的能动司法过渡,从传统的法官平民性思维向现代的法官职业化思维转变。     

司法“走转改”,为民“零距离” 福建法院深入开展司法“走转改”活动纪事

正柘荣县46户贫困户与福建高院28个机关支部结成了"亲戚";15年上访积案现场督办一朝解决;涉及672人的群体性劳资纠纷经法官精心调解拿到了9000余万元补偿款这一连串的故事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福建法院深入开展司法"走转改"活动。2012年以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借鉴新闻战线"走转改"的作法,认真贯彻福建省委"下基层、解民忧、办实事、促发展"的部署要求,组织全省法院持续深入开展司法"走转改":"走"即走基层、访群众,主动了解经济社会发展     

司法的悖论——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探究

针对当前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一对主要矛盾,即司法的民主化与司法的精英化之矛盾所展开的争论进行探讨,试图以内在的视角考察西方司法制度的历史,揭示作为司法手段的司法的精英化与司法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的张力,进而阐明西方人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和谐并使之共同服务于司法的目的,即公正裁判维护社会正义.而对于中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来说应当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弄清司法之目的基础上应当以内在的视角考察中国当下的司法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寻找作为人类共识的思维方式之中的共性.     

“司法能动”在中国的展开

原教旨意义上的“司法能动”的核心指的是司法裁判过程中的“立法性”司法。中国法学界对于什么是司法能动在理解上是极不一致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阐发,其中不乏添附、歪曲之界说,甚至以讹传讹之谬误。能动司法在中国的展开,既存在理论根基不足之缺陷,又面临着司法职业化和司法能动化相冲突的尖锐矛盾。但转型社会的现实,又要求中国必须同时完成司法职业化和“中国式”的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司法能动的倡导者提出的问题依然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     

蚌埠市：政情通报“零距离”

细心的蚌埠市民留意到，截至2008年底，蚌埠市城市绿地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都有了较大提高。据了解，该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8．5平方米，已经超过“十一五”规划终期目标8平方米的要求。其实，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一次政情通报会密切相关。     

检察官与社区居民“零距离”

本刊五家渠讯通讯员 李铭 6月24日上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市人民检察院控申举报部门的检察官结合此次举报宣传周的主题，主动深入到五家渠市军垦路街道所辖的军星北路社区举办举报知识法制讲座，为该社区50余名党员、群众送去了一道丰盛的“法制大餐”。     

我与群众“零距离”

人大代表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民主渠道。当选寿县十五届人大代表后．我时常告诫自己：与群众接触、交谈，才能真切了解群众的真正需要。几年来，我经常利用工作之余深入到农民家中。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和寿县茶庵镇周边村组、学校以及单位，广泛收集群众建议。当选人大代表5年来，我先后提出了有关要求解决瓦埠湖渔民移民建房、茶庵镇街道路面建设、特困户群众生活救助、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的财政支持等方面的建议，取得了较好的办理实效。     

知情议政“零距离”——固镇县首次政情通报会侧记

2007年12月19日，固镇县政府关于“改善工业经济运行，促进县域经济跨跃式发展”的整改方案摆在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全的案头。让王维全高兴的是，该整改方案分析问题全面客观，整改措施具体、可操作性强，个别条目甚至标注了解决问题的时限。整改方案因何而来？为何又如此详细？这得从一个月前固镇县人大常委会首次召开的政情通报会说起。     

论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司法社会工作在我国尚属全新的社会职业,司法社工可划分为针对刑满释放和解除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社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社工、禁毒社工以及负责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社工等。司法社会工作目前存在着社工匮乏、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低等方面的问题,亟待改善。司法社会工作走专业化、职业化的道路可从建立司法社工制度,开发司法社工岗位,培养司法社工人才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