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并不意味着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促进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可以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同时,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并非选择性安排,而是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角度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我国证券集体诉讼的制度创制与初步实践研究

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首单司法案件“康美药业案”也顺利结案。比较而言，境外证券集团诉讼本质上属于私人执法，尽管它具有一定公共性并在公共执法和私人执法的平衡调整过程中不断优化完善。而我国则在制度构建理念上，注重统筹发挥公和私的力量、主要以公的力量推动私利实现，有机混合了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同时注重借鉴境外证券集团诉讼实践优点并发挥我国资本市场独特优势，呈现出混合式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内涵及其特征。从“康美药业案”的执法实践来看，在执行定位、选案标准、案件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处理等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公共性特征，通过公共执法的私人化充分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避免了境外证券集团诉讼滥诉、律师费用暴增等弊端，体现了中国方案的优势。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分案审理制度是针对未成年人独特的身心特征而设置的一项特殊的诉讼制度。这一制度在我国基本刑事法律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各地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现存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制度,应着重从分案审理的标准、程序性规定、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上诉制度、辩护制度、证人作证制度之间的衔接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诉讼调解在审判权运行中的角色定位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重新激起人们对诉讼调解的关注,也引发了各界对诉讼调解在审判权运行中角色定位的新一轮争论。本文从诉讼调解是否是审判权运行的有机构成这一命题出发,对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逻辑前提进行理论证成;进而阐明优先的定位只能是时间优先、手段优先,结果不必然优先;阐释如何协调好诉讼调解中自愿调解与强制调解、调解妥协与权利保护、调解实效与分清是非三对核心关系,并就如何才能在实践中科学地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提出些许建议。     

诉讼调解：模式设计和原则适用

诉讼调解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民事审判工作原则,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正确把握调解和判决关系的基础上,加大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力度,引导当事人在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基础     

近代中国审级制度的变迁:理念与现实

@@ 审级制度的合理安排是实现司法正义理想与国家司法统一的前提.审级制度包括两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的配置("几级法院")与复审的次数("几审终审").一般而言,审级越多、复审(复核)的可能次数就越多、司法裁判便越审慎,判决最终实现司法正义的可能就越大;而复审次数越多,上级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参与复审(终审)的概率也越高,越有利于实现司法统一.     

调解的价值是如何实现的 以部分中、基层人民法院为研究样本

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性和基础性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作为新时期民商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学术界和司法界均有很多讨论,却很少有人论及该项制度在法官职业思维的内心确认中是如何运行的这一本质问题。基于此,笔者拟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法官裁判的内心推演更微观地再现诉讼调解的     

对司法实践中现行诉讼调解制的度审视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社会分工愈加严密,社会关系愈加复杂。为了更加高效地定案止争、化解社会矛盾,"能动司法"应时而生。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大调解"的格局逐步形成。随着法院调解制度的复兴,学界对此也发表了诸多见解。事实上,法院调解制度并不符合宪法中对于法院职能的定位,如果过度拔高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甚至将调解结案率作为业绩考核的指标,从而违背当事人意愿而进行调解,无疑不符合相关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实质。长远来看,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相当大的负面作用。为此,本文在讨论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基础同时,进行了有关法院附设型人民调解的论述,希望达到法院审判工作和调解工作的分离,回归其宪法框架下的定位。     

穆棱法院:创新举措强化司法便民工作

正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公信年"主题活动,把"民主、民生、民意"作为服务群众的平台,以"司法便民、减轻诉累"为工作目标,创新速裁调判和派出法庭审执一体化机制,在辖区开展巡回审判试点工作。通过速裁调判和审执一体化机制简化立案手续,缩短办案周期,提高办案质效,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诉讼环境,受到了...     

调解是海事司法工作的一项宝贵财富

正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司法过程中具有独立诉讼价值的活动,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在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日益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优越性,尤其是在我国大力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民事司法调解制度的     

民事诉讼中国家干预之检讨与思考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干预原则,但国家干预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体现却是相当广泛的,从具体的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来看,国家干预是作为一项与处分原则相对应的基本原则加以贯彻的,使我国民事诉讼在制度设计上深深地烙上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烙印。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主动服务企业、上门揽案、诉前介入民事纠纷等体现较强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现象亦屡见不鲜。     

抱告制度之渊源辨析

学界普遍认为抱告制度(诉讼代理)起源于元代,而清代学者更是将抱告制度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周礼.但经过考释,可以发现<周礼>中的制度与后世抱告制度并不相同,也没有实质上的传承关系,只是形式上有类似的地方而已.同时,抱告制度起源于元代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在宋代已经出现了抱告制度之萌芽,这也体现了宋代司法转型这一历史趋势.     

法制焦点

最高法院：推行“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 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强调，要正确认识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内涵，有效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工作新发展。要积极推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调解考评体系的思考与探索

近年来,伴随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以及利益冲突的日渐加剧,调解因其在钝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推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制度优势,日益受到各级法院和法官的重视,成为司法实现定分止争功能的重要手段。然而就在各地法院大力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政策,积极推进诉讼调解的同时,许多调解不规范的情况也日益显现,逐渐成为制约和影响调解制度有序运行的重要障碍。如何在积极推进调解工作的同时,确保调解的规范运行,日益     

暂缓起诉制度探析

提高司法效率,有效配置司法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保障人权;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而且从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发展趋势来看,暂缓起诉具有合理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立法上确立和规范暂缓起诉制度。     

清朝河南地方法制（续）

<正>清代河南地方法制承袭明代，司法领域以国家律例为主。在具体事务运作过程中，地方性法规纳入国家法律体系有了长足发展，出现河南省内的条例、成案等。国家律例与地方性法规良性互动，使河南地方法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保障了清代时期河南社会的稳定。清朝河南地方司法对中央法制的影响清代河南地区司法实践是中央法制在地域上的具体形态，两者存在互动关系，清代河南地方司法对中央法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清代地方司法管辖制度考析

关子清朝的中央司法管辖,史有明载,亦有定论,而对于清代的地方司法管辖制度的研究,由于缺乏单行的诉讼法规,律典之中也未见系统完整的条款,学术界尚无一致的见解。笔者依据有关文献记载,并证之档案,予以考析     

“限期断狱”的中国命运:清代以来审限制度的变革与重述

审限是我国司法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本土化制度。近年来,理论界对审限制度何去何从展开讨论,其历史演变成为重要依据。回溯历史,尤其是清代至今,审限制度受到了古今中西不同法律理念的冲击,历经规则变化:从清代律例中对审限制度进行详尽规定,到民国时期诉讼法典中废除审限而实践中沿用,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立法重新确立审限制度。究其原因,在于审限制度来源自中国传统司法经验,与近现代中国提高诉讼效率的社会诉求相符合,可以保证案件进程;同时审限又是约束司法人员的重要制度--用行政责任来限制司法人员的司法权力,这也是传统中国"治吏"思想在近现代的延续。因此,审限作为一种与中国实际紧密贴合的司法制度,并非是造成今日学术界所争论的积案原因,反而是提升诉讼效率的良方。当下讨论审限制度发展,更需正视其对本土法律资源的重要意义,认识到背后"治吏"思想影响,结合法官责任制改革,从行政责任到司法责任,重新建构新时期的审限制度。     

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以《刑案汇览》中运用成案裁决案例的基本史料为基础 ,并借鉴现代判例制度的理论 ,从法律推理的角度探讨成案的具体论证方式及其中所体现的法律思维过程 ,可以较为清楚的认识清代成案制度的性质、特色以及当时法律结构的模式。清代成案具有较明显的司法效力 ,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 ;清代对成案的运用已形成一套富有特色、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 ,但与现代判例制度相比 ,在区别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这是当时的权力分配体制和法律思维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