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导条约与美国的反导计划

本文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反导技术研制及反导计划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反导技术复杂,一时难以取得进展,所以30年前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反导条约,停止了反导部署;但其研制工作却一直在继续.此后美国曾开展多种研究,但由于要求过高,产生了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问题.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削弱,不再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在研制导弹,被美国看成威胁.现在美国利用几十年在反导上的经验,集中力量首先对付第三世界的导弹问题.     

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认知

本文考察了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认知情况,并对一些重要机构的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美国在中国军力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四点共识,但对中国军力背后的意图判断上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为中美战略对话提供了空间,也说明中美还需付出努力才能把握好21世纪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     

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评析

"防扩散安全倡议"是布什政府推行反扩散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分析了它的由来及其宗旨与原则,并对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作了评估.作者认为,"防扩散安全倡议"的进攻性、强制性及其与国际法的抵触性使其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中国不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外交总方针与原则,也符合我国的安全利益.     

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本的意识形态外交

赖肖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并于1961至1966年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作为肯尼迪政府任命的一位学者大使,他针对当时日本舆论中的反美倾向,积极地在日本开展意识形态外交。本文首先回顾赖肖尔出任驻日大使的历史背景,然后从他建立与日本媒体的密切关系、恢复与日本反对派的接触,以及展开与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论争等方面揭示其对日外交的实质。本文希望通过赖肖尔外交这个案例,反映冷战时期美国对其盟国所实施的意识形态外交,以丰富冷战史和美日关系史的研究。     

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评析

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是其国际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简要介绍美国国际能源政策的基础上,集中阐释美国在该地区能源外运线路、商业利益、国家间合作等方面的能源政策,进而对该政策在美国国际能源政策中的地位、原因,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并不以直接满足美国石油供应为目标,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稳定石油价格、保障能源供给多样化等长期的能源战略目标,并服务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战略目标。但除了商业利益之外,美国实现该能源政策的其他目标则面临诸多困难。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

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进行了重组,一方面组建了巨大的国防承包商,另一方面走军民一体化道路,并在武器装备上进行国际合作,以构建新的国防工业体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国防生产能力过剩,也是美国希望保持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家安全观的改变和军事转型的需要,以及新军事变革的需要。美国国防工业的重组也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它在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为保持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提供条件,扩大大型国防公司对国家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安全困境。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之一 ,美国的军控政策是其重点影响的对象。一方面 ,它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积极参与影响美国的军控政策 ;另一方面 ,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使它具备了对美国军控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能力。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同一般利益集团相比较 ,美国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军控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9·11”之后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凸现 ,这种势头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美国对伊政策--伊朗核与导弹问题

随着几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由盟友变为敌对,美国对伊朗的核政策也由核能开发的支助者变为强烈的反对者。在美国看来,伊朗目前的核与导弹发展计划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构成严重挑战。如何解决伊朗核与导弹问题,美国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美国近期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不大。布什政府很可能继续坚持并强化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的遏制政策,联合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共同迫使伊朗放弃核与导弹发展计划。由于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政治歧见,伊朗核问题不易解决,很可能在谈判、制裁、妥协、再冲突、再谈判的循环中较长时间的拖延下去。     

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本文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两个视角分析了美国对海外干预态度的历史演变。作者认为,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需要,又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之中。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拟议中的干预行动越能满足这三大要素,就越可能被付诸实施。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以单边主义、“政权更迭”和先发制人式预防战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其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美利坚帝国。本文在对“布什主义”的实质,产生的学理背景和社会根源,以及其内在的矛盾和外部的阻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推测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和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本文认为,布什的美国远比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更加危险,但“布什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有限的资源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前途并不看好。“布什主义”对中美关系影响有限,美国已开始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试图通过接触,适应日益崛起的中国,保证其对华政策有双重保险。     

美国与伊拉克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政策、进程与问题

在伊拉克扩展美国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在伊拉克的重建目标之一。本文以美国在日本和伊拉克战后重建为案例,对美国对伊拉克和日本的重建政策、重建进程等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影响伊拉克重建的诸多因素,如战争的性质、处理旧政权的方式、所处国际环境,以及伊拉克和日本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差异。文章认为,这些因素对伊拉克的重建进程都具有一定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裂、宗教和教派矛盾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等。     

美国在"动荡弧"的战略利益分析

美国在“动荡弧”具有地缘、能源、安全等重要战略利益。这个地带既是美国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支轴”及确保本土安全和“帝国”稳定的“边疆”,也是确保自身能源需求和掌握影响其他战略力量的有利态势或手段所试图控制的地区,更是消除“伊斯兰恐怖主义”紧迫的现实威胁和“伊斯兰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潜在威胁所要改造的地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在“动荡弧”的行动,不仅有确保现实利益之意,更有谋取有利战略态势,进而由此分割、包围、制约其他战略力量的深远考虑。美国如果在这个地带顺利得手,将不利于其他战略力量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态势;但它在这个地带被伤筋动骨甚至最终导致其全球霸权崩溃,也未必符合其他战略力量的根本利益。     

美国与联合国初期的人权政治

1945年《联合国宪章》将人权议题纳入联合国议程后,它很快成为各国共同参与的问题,这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二是拟定国际人权文件,三是实施联大人权外交。基于实质性的政治利益,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与联合国各国代表之间出现了决策上的斗争与妥协。一方面,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在人权标准、联大人权外交等问题上出现激烈冲突;另一方面,美苏两国都支持限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职能,都反对拟定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不少对人权议题的态度更为积极的国家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构想则受到了压制。美国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人权政治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同时避免联合国对其国内管辖权的干涉。这对美国后来的联合国人权政策及联合国人权议题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赫尔姆斯与美国的联合国政策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调整对联合国政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90年代后期联合国财政危机时期,赫尔姆斯利用其作为国会议员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享有的特权,通过一系列舆论、立法和外交努力,最终实现了政府借助常规外交手段所不能获得的成果.他对问题的产生、激化和解决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扮演着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在美国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角色.本文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分析,主要以赫尔姆斯的言行为线索,再现了这段极为重要的决策过程.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层面,美国民粹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政策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政治结构层面,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中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在政治过程层面,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和冒险性。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愈来愈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要善于利用利益、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