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史域下“木黄会师学”建构价值刍议

木黄会师是长征中第一次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首创意义,在学术上可以建构木黄会师学,以丰富长征史的研究。由于木黄会师表现出红军长征的决征、决胜、决断、决善的特点,提出木黄会师学,具有在军事战略智库、铸军强魂精神及政治、思想和组织伟力、共同体认同等方面研究的建构价值。     

木黄会师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贡献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六次重大会师的第一次。它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历史过程可这样定位: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导引点;木黄会师后展开湘西攻势是直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关键;而两军团反"围剿"及战略转移,牵制了敌人,极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为长征历史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先念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中的历史作用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会师，在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在这次会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受命疾驰懋功，积极做好各种准备，热情迎接红一方面军，所部成为两军会师的前锋。会师以后，从物质上帮助一方面军解决吃、穿、住的问题；从精神上对一方面军进行慰问和鼓励；在政治上开展向一方面军学习活动；在文化生活上开展部队联欢活动。他积极执行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的北上方针，率先头部队攻占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北上道路。他拥护中央，顾全大局，维护两军团结，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     

木黄会师经过及历史意义简述

1934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进入黔东后建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为木黄会师奠定了条件。当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历尽艰险、遭受重大挫折后于1934年10月24日与红三军在胜利木黄会师。此次会师在红二方面军征战史乃至整个红军征战史上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

陈云1935年到达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长征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具有浪漫色彩,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考察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遗存的三份讲述长征的文献,可以还原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的情况。陈云的汇报揭示了长征胜利的原因,介绍了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改组、军事战略调整等等情况,指出了临时中央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使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发生转变,从而纠正了此前关于长征的不实之词。     

近十年来长征精神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长征精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长征精神的内涵、当代价值及如何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上。在新时期,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把握长征精神的研究方向。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要加强长征精神同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加强党内领袖人物与长征精神关系的研究;加强对长征精神"源"与"流"的研究。     

毛泽东对长征的认识与科学评价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作为重要领导者、参与者的毛泽东对长征的认识和评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和看法。通过毛泽东的长征观来透视长征的缘起、转折和结局,是长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毛泽东的长征观,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全面、客观和辩证的。毛泽东认为,长征主要缘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克服了严酷环境的考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     

民族团结在红军长征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在四川藏区述评

红军长征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惊天动地、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和“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本文以长征红军在四川藏区的事迹为例,论述了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说明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但是共产党民族统战政策的成功,也是包括四川藏区各族民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热情支持、共同奋斗的结果。     

弘扬长征精神 加快青岛发展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长征胜利的宝贵经验,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对于我们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奋勇前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充分认识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意义70年前,党领导红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历时两年,纵横十余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完成了惊心动魄、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我们党领导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进行的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     

长征时期红军的政治工作

80年前,三大主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力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红军的政治工作在长征中发挥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巨大功能,在战胜敌人和战胜困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长征时期的政治工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内外部条件和艰难困苦的自然环境下开展的,其经验和方法值得借鉴。     

近十年来长征精神研究述评

中国工农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英勇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伟大事件。长征精神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学术界对长征精神一直予以关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0周年。这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对近十年来学术界研究长征精神的主要成果作如下述评。一、关于长征精神的形成与继承问题…     

长征胜利的军事意蕴及现实启示

长征胜利有重要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开始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事业经过长征跃上了的历史新境界;长征胜利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长征精神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长征胜利有直接的军事意义——长征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长征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因此,从军事角度诠释长征的胜利,是全面、准确地认识长征的必要前提,对于传承长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论陈云对长征的贡献

陈云对长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征途中担任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指挥部政委等职;他坚决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最先向全世界宣传长征,并对长征进行了全面总结。     

论长征精神与培养造就“四铁”干部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的革命实践中经历血与火的洗礼锤炼形成的,彰显了信仰、信念、纪律、担当的伟大力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价值追求。培养造就“四铁”干部要求党员干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执着的政治定力、严格的政治忠诚、鲜明的政治品格,两者在内在要求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以不朽的长征精神锤炼新时期的党员干部队伍,牢固树立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     

长征的胜利——信念的胜利——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

长征的胜利,锻造出了不朽的长征精神。而长征精神最为核心的内涵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无数可歌可泣的史实说明,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迭克强敌、战胜艰险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因此,我们可以说,长征的胜利就是信念的胜利。     

弘扬长征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长征胜利已过去整整70周年了,但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宝贵价值却是永恒的。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弘扬长征精神对于激励我们践履社会主义荣辱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任务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一、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用血肉之躯创造的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信仰的力量、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具体来说,长征精神具有以下深刻内涵:1.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两个斗争阶段之比较

遵义会议既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又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转折点。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中央红军长征可分为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不断失利到不断胜利的前后两个不同的斗争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的史实材料进行分析和对比,不难得出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对中央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军长征过云南与龙云思想转变的开始

红军长征过云南,传播了革命火种,对云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影响下,龙云的思想也开始了转变的历程。 一、红军长征过云南、龙云商议对付红军的策略 1934年10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的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考察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侧重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重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采取多样的宣传方式、言行一致保证宣传效果,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为长征胜利创造了条件,这对当前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红军长征经过广东相关问题研究

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在广东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充分诠释了长征精神,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顺利进行长征奠定了良好基础。长征经过广东还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加深了广东人民对红军的正确认识,坚定了广东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广东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的持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