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登记注册、监管不力、政社不分等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借鉴英国"COMPACT"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有三条路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转行政控制为分类监管与资源引导,构建以合作主义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     

我国社会组织治理问题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诸如决策不民主、监督机制乏力等治理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并且成为制约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在理性分析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的基础上,选择和构建适合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治理模式,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组织自身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切入点,首先通过对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价值予以分析,深刻剖析当前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做了较为粗浅的探析。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转型加快与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社会组织影响作用日益扩大,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发展管理已成为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课题。全面地总结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从中国梦的层面,治理与善治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与模式改革创新研究结果可以为社会组织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由于历史传统、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征.这导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弱治理"的治理形态,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因此,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应该正视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实状况,转变长期以来的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定势,针对不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乡村治理朝着民主治理、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逐步把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结构变革为"乡村自治".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社会治理内涵、目标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功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省南仲都村乐和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反思,总结出了改善"乡政村治"下的村委会与乡政府矛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精英和农村社会组织;挖掘人的潜能,提升"农民自在";合理定位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角色四点做法。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问题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在当前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应对性举措。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过程中,正确地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拟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入手,对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乡村行为主体结构功能失衡下的村治研究

当前村治中行为主体之间结构功能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和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不顺、村两委与乡村自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和村民内部的失衡。这种失衡的实质是社会权利的失衡,会对村治形成明显的制约,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乡镇政府和村两委的职能,通过增权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高乡村自组织和村民参与村治的热情和能力。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conflict mediation in China

China currently faces increasingly serious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past, China's approach to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was ‘social management’. Now, however, it is turn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change reflects the inability of government acting alone to recognise and to address comprehensively the type of social problems that requir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forces. Our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allowing us to illuminate how social governance as conceived in China differs from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Under China's current conditions, the strength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a holistic process. Neither market-centrism nor state-centrism is pursued, and pure social-centrism is not the favoured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the path chosen is rather a state-led social pluralism. The implications we see for the Government are that it should first transform its own functions to achieve a substantially higher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This would put it in a position to empower (civil) society to mobilise multiple and varied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so that social conflict can be optimally addressed. Copyright © 2014 John Wiley & Sons, Ltd.     

Th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of a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

How do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s organize?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s continue to operate effectively despite incentives for members to defect, pressure from damaged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 interdiction effort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problem of defection in this context and applies insights from the literatures on club goods and extraleg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o explain the puzzling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of one of Mexico’s most dangerous drug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s, La Familia Michoacana. The group uses a reward and punishment scheme to prevent defection from members and to elicit cooperation from the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农村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现状研究

采用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定了617名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结果表明:青少年社会支持总体水平不高:在社会支持各个因素上,农村男青少年的得分均高于农村女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