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核心的内容应当是权力以人为本,权力以权利为上。其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法治的主体是人民,法治的客体是权力;法治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权力应当服务于权利;对社会主义法治活动进行评价的裁判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是一个知识与理性内化并形成稳定的内心结构的过程,是素质问题,是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要重视塑造对法律信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知识经济社会的权力转移与法律发展走势探析

知识经济已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和法律变发展的时代主题,知识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重心的转移,正在引起法律发展的知识化趋势。认清和把握这一走势对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未来社会法治的重心应是不断加强知识的法律化和法律的知识化建设。     

浅议法律监督对权力的制约作用

法律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是依法治国实践中不可回避和必须慎重处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监督的内涵和作 用入手,分析了法律监督在权力制约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对在权力制约中强化法律监督的对策作了一些探讨。     

政党执政权力的产生和实现——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

政党执政是指政党通过一定方式进入国家体系并通过国家体系实现政党意志的政治行为,所反映的是政党外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在法治条件下,执政党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执政权力;政党执政权力来源于社会,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实践形式;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况与政党执政权力的实现有密切关系。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给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新变化,向政党执政权力的职能定位和实现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反腐倡廉当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

实践证明,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为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大力发展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运用法治方式防治权力腐败。     

略论行政行为的法治化

行政行为是法定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并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的核心内容是行政权的行使.行政权作为一种权力,仍然摆脱不了权力的固有性格,即一种超越自身的倾向,必须要用"法律的锁链"来约束它,使行政行为在法律范围内正常运行,实现行政行为的法治化.行政行为的法治化是建立法治国家所必须思考的首要课题.     

政府权力清单法治化探析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涉及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如果偏离法治层面,就难以规避不当权力的发生。在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实施过程中,为有效解决现实存在的权力清单法律属性不明、具体内容多样、梳理依据混乱、权力配置失范、梳理程序欠缺等问题,亟须对权力清单的表现形式、规范内容、制定主体、权力配置等方面实行法治化,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法治社会的权利和权力关系

中共十六大提出予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这在我国当前确是一个极为重大和深刻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整市场秩序,实现国际接轨,我国已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法规,也修订了一些原有的法律,法制逐步走向健全。但法治关注的焦点更在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形成以法律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格局。徒有法而不能确实执行,甚至有人、有组织驾凌于法律之上,这就更谈不上法治了。     

以法治现代化促反腐倡廉机制建立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上现代化轨道，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法治也要步入现代化。面对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法治是最好的亮剑。用法治现代化纠正权力的异化或者说谋私行为，是最好的选择。保障人权的意识和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权利本位思想深入人心，用权利遏制权力，用法律来保障权利的同时，制止滥权行为，也是法治以人为本思想的价值体现。现实实践层面上，宪政制度、政治改革、司法公正等制度的完善，让法治具有可操作性，从理想变为现实。     

试论“责任性权力”及其建构

权力制约问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现代法治国家应着力建构一种“责任性权力”,这种责任性权力由权力的人民性、权力的权利性、权力支配性和权力致害性为理论根据,是以定责、问责、担责为责任构成,以作为的责任与不作为的责任为责任内容,以肯定性责任与否定性责任为责任方式的权力配置、运行、监督的全程责任化状态。     

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的作用与局限分析

湖北省人民政府开展的"清理规范省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本质上是行政自我规制的表现,具有全面强化行政自我规制等多重积极价值。例如:全面强化行政自我规制;加快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切实完善预防腐败的机制建设。但由省级行政机关主导的行政权力改革受制于现行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而存在多方面局限如下:"权力清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无法彻底实施;"权力清理"中职权依据难以得到实质规范。     

探索权力理论的新概念

关于权力制约方案的设计,长期以来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三权学说的理论基础上的,是根据权力制衡原则所作出的设计,这种设计片面地谋求法律制度化的出路.实际上,三权学说是根据权力分解而提出的权力要素理论,是不科学的,所以根据这种理论作出的现实设计也是不成功的.科学的权力分析要求我们把权力体系看成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两种形态所构成的体系.根据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抽象权力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来加以完善,具体权力则是由权力主体把抽象权力所提供的原则和标准内化为伦理力量而实现规范和制约的.在权力制约的问题上,法律制度建设和伦理关系的完善是相互补充和互为前提的.     

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关键

权力具有“双重性” ,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 ,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 ;权力可以造就人 ,也可以腐蚀人。当前 ,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 ,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 ,是消除权力腐败 ,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有限政府的权力规制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目标是将全能政府模式转变有限政府模式,即政府让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在现代民主社会,有限政府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政府模式。由于权力扩张的冲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常以"创新"为由,突破宪法与法律约束,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完善宪政制度与健全法律体系,对有限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     

权力制约的五维协同机制构建

建立制约权力腐败的整体协同机制,是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途径。这种协同机制可以涵括五个方面: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实现行政制约;建立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以实现经济制约;提升公民监督权,以实现社会制约;完成从人治向法治转轨,以实现法制制约;强化道德文化建设,以实现文化制约。这五个方面协同发力,构成互动机制,标本兼治,或可有效破解权力腐败之困局。     

群体腐败的系统思考

公共权力大多是通过一定的人格化代表行使并发挥其相应的社会职能。在当今世界各国，群体腐败的主体一般是指那些拥有较大实权的公共权力部门，只有采取规范公共决策行为，健全法律机制，强化主体服务意识等手段，才能防范与遏制群体腐败。     

全面强化民生建设的法治保障

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从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和规范国家职能履行这两个层面为民生建设提供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合理分配民生资源;落实民生权利救济,依靠法治途径化解社会矛盾;以法治思维创新建设方式;强化权力监督,保障民生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双笼关虎：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

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中国逐渐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权力限制模式，即在依法治权的同时，充分发挥党内法规的控权功能，从而形成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限制权力的“双笼关虎”模式。“双笼关虎”模式是权力限制法治化的中国式表达，表现出显著特征与优势，即实体标准上的更严格、调整范围上的更广泛、责任配置上的更周延、实施执行上的更高效、价值取向上的更人本，为更有效破解权力限制的法治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论正当法律程序的作用及其原则

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程序法治.有无正当法律程序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相对于实体法律和非法律程序而言,正当法律程序具有形式性、补充性、正当性和法定性等特点.就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而论,正当法律程序是权力制衡的必要机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是法律公正的客观要求,是法律价值的现实载体.设定和实施法律程序必须遵循公正性、公开性、平等性、中立性和合理合法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