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转换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2006年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九月底召开的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上,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学界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研究精神,在这一年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不断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推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下面择其要者予以整理,权作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年度发展报告.     

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程序建构

建立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在司法领域的反映,但是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模式有很多与和谐主义不协调的地方,在实践中需要加强。本文从案例出发指出目前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审判实践和工作实际,就建立和谐的民事诉讼模式的程序提出了解决方法。     

回顾、反思与展望——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状况之检讨

新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学在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之后,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其他相关法学学科比较而言,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仍然显得稚嫩而有欠成熟:首先,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尚未能够真正建立;其次,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仍然未能摆脱单纯注释法学的樊篱;最后,由于研究心态不够开放,对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缺乏必要的了解、研究与借鉴,因此也在相当程度上障碍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向纵深拓展.展望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厘清民事诉讼中程序与实体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基点科学地探究民事诉讼之目的;从人权保障的高度出发,深入探讨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基点精心地构筑我国的民事诉讼结构;以民事诉讼价值为基轴,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并力求完善现行的民事诉讼立法;重视并加强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大幅提升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学术品位,为其走向真正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反垄断法》中关于反垄断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定并不十分清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反垄断司法解释对于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但是依然有很多模糊地带。本文结合相应的规定以及现有案例,全面分析了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并试图从更加客观的角度来审视原告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否过高。     

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述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以及我国对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及适用;以案例分析贯穿全文,由案例引出证明责任分配的概念,通过对证明责任分配概念的理解来分析案例,并进一步辨析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责任转移.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德国的认知与实践

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对于其在民事诉讼中的实施有重要作用。在整理法院同类裁判的基础上,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民事诉讼中被具体化为四个案例组,即:禁止制造恶意诉讼状态、禁止自相矛盾的行为、诉讼失权以及禁止滥用诉讼权利。考察与分析诚实信用原则在德国的认知与实践,对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科学定位与正确实施当有所裨益。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解决机制探讨

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国将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分别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和刑事诉讼的程序予以判决。然而在生活的实际案例中,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往往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这类案例的处理就成了一个新的课题。本文从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表现形式及立法规定入手,首先分析了民事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然后研究了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为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解决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意见。     

刑案中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外国相关立法与我国相关立法现状的比较,分析了我国刑案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立法空白的原因,从立法.司法以及法律实践等角度,探讨解决此问题的方法、途径,提出了废除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相分离的“分离式诉讼制度”,解决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民事诉讼能力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索精神病人民事诉讼能力的影响因素,为民事诉讼能力量化评定奠定基础。方法以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2002—2005年期间进行民事诉讼能力评定案例中的被鉴定人为研究对象,采用RTHD和自编的民事诉讼相关情况调查表,从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两方面探索民事诉讼能力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100例研究对象,分为有或无民事诉讼能力两组,在一般状态、认知障碍、情感症状、行为异常和法律心理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自知力、记忆力、智能对民事诉讼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两组社会功能也存在显著差别。结论在精神症状的影响下,精神病人理解表达、判断和控制能力等明显受损,不能正常地进行民事诉讼。     

中美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从比较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立法经验、理论成果和司法实践,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共同规律,以指导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这种借鉴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