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读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所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写于1886年,距今已整整130年了。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系统的论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     

德国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以对外杂志《德国》为例

对外传播是德国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战略手段.对外杂志<德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发行,及时报道本国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德国对外传播的名片.本文选取2000年第一期至2010年第四期共计64期德丈版<德国>杂志为研究对象,对各期重点选题进行统计分析,考察该杂志塑造了什么样的国家...     

民主的边界——德国《基本法》政党取缔条款研究

德国《基本法》第21条第2款运用政党国家理论和自卫民主理论制订了政党取缔条款,对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划定了宪法边界,以此来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但是1950年代联邦宪法法院做出的两个政党取缔判决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审判色彩。有权提出取缔申请的国家机关在决定是否提出取缔申请时也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投机考虑的影响,从而削弱了德国民主过程的开放性。2003年的德国民族民主党取缔申请因为程序问题被法院驳回,又在很大程度上从技术层面否定了政党取缔条款的有效性,使政党取缔条款和自卫民主理论在德国《基本法》实践中的影响日渐势微。因为理论上的矛盾与实践中的不足,政党取缔条款无法承担起保卫民主的重任。     

文化交流史与国际关系史视域中的现代中国大学之轨迹—读《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

本文从探寻现代中国大学轨迹出发，对《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一书作综合评述，认为该书视点独特，档案爬梳与运用甚勤，对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不容小觑。     

苏德战争前苏联政治宣传中的“德国形象”——以《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一切以意识形态先行的苏联,政治宣传毫无例外地成为政府向群众表达官方立场的传声筒。纵观1933-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苏德关系,经历了由坏到好、再到坏的过程,可以说,两国外交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苏联官方政治宣传媒体对德国形象的塑造;同时,根据两国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刻意塑造的德国形象,又会对苏联社会大众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试以苏联最主要的政治报刊——《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分阶段考察苏德关系变化与苏联媒体所塑造的德国形象转变的关系,并透过《真理报》一窥苏联的政治宣传手段。     

德国没有“《时代》周刊”——浅谈若干译名的失误

目前,翻译和研究德国以及欧盟各方面情况的书籍和文章愈来愈多,这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也出现一些纰漏和失误,把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误译为"<时代>周刊"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例如<老欧洲新欧洲>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德国主流媒体视野下的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以《明镜》周刊(1980-2015)为例

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始终存在重大分歧,而与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则很好地解决了与邻国的历史认识问题。本文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为对象,考察德国对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媒体中的动态中国经济形象——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和《时代》周报2009-2010年涉华报道为例

本文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德国报刊<时代>和<明镜>中经济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形象话语束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中国形象在整体话语束层面具有动态变化特征,可以分为中国经济模式被质疑、得到初步认可和被视为威胁三个阶段;在特定子话语束层面如房地产经济泡沫、人民币汇率和能源饥渴问题等显示持续性特征.两个层面的分析都表明德国媒体中的...     

“拓荒之作”与“同情理解——读韩尼胥的《1860—1945年中国留德学生的历史和影响》

本文认为该书对德国因素的重视和资料的开掘都是其明显的优点,不愧为"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同时它在中国人留学德国史领域的开拓上,也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但不足之处在:一则缺乏明确的"史家"意识;二来作为外国研究者视角也难免有所局限,对研究对象的"同情之理解"颇有不足.     

在“欧洲”与“民族”之间经营——面对《基本法》与《里斯本条约》的德国新执政联盟

“欧洲”因《整合责任法》而被列入了德国联邦议院的辩论议程。《里斯本条约》对自下而上、有限支持和适度原则进行了具体化，“民族”通过由成员国议员作为代表而全面介入欧盟事务之中。德国新执政联盟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确定，“欧洲”成为新联邦政府的政治方向，而“民族”是政府政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新联邦政府就成了“欧洲”与“民族”的经营者。新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其与联邦议院之间的沟通。而新联邦政府的欧洲政策施政空间——联邦政府在欧盟事务上可能的立法权限一则受政策取向影响，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政策取向是趋同，还是相悖。这又取决于联邦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州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有一致还是相悖的政策偏好。     

留得“信史”昭人间——喜读《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文集

在中德建交40周年之际，由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顾俊礼研究员主编的纪念文集《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适时出版。我展读之后，喜出望外，不禁感叹：这真是一部“信史”，一部叙述中德建交40年历程的阶段史!     

德国医疗卫生改革：行为体、利益与立法过程分析——以《加强法定医保竞争法》（2007）为例

2007年3月德国《加强法定医保竞争法》（GKV-WSG）出台。本文分析了该法出台前后德国医疗卫生改革所带来的新的行为体格局以及2009年1月1日起生效的改革内容。笔者认为,《加强法定医保竞争法》在多个方面承袭了“渐变”的发展模式,但同时该法也带来了德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深刻变革,尤其在行为体格局方面。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实验治理的新形式、对立的利益格局、艰难的谈判进程以及倾向于否决的行为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