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法宝”束高阁

所谓“法宝”，原是指神话中能制伏或杀伤妖魔的宝物，也比喻为用起来特别有效的工具、方法或经验。“统一战线”就是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逢凶化吉、克敌制胜的三大重要“法宝”之一。我党运用这一“法宝”，赢得了人心，凝聚了力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文革”中王震、皮定均都曾怒称耍“上山打游击”

我党生命力极顽强，原因之一是每当我党危难之时，党内总会有正义耿直之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毛泽东在长征中挽救了红军。彭德怀在庐山为民请命。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抓捕了“四人帮”。再举鲜为人知的几例。 1975年底，小平同志被停职。王震将军与叶飞、李强、王诤等将军聚谈，王将军怒目奋臂曰：“我要上山打游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论“为民”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和价值观，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是我党的力量之源。当今共产党执政，党员干部必须继续保持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去推进科学发展，化解经济社会“成长中的烦恼”，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真心地为人民服务。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五大起义”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除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正面的战略决战之外,还通过隐蔽战线的斗争,积极争取、策动国民党爱国将领率部起义、投诚,从根本上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间,我党策动的国民党军队较大规模的起义共有五次。潘朔端海城起义1946年5月,东北局势日趋紧张。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实现“三个代表”是保证我党长期执政的充分条件，意义非常重大。本文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切入，对实现“三个代表”的含义、意义，我党党性与其关系，影响我党党性表达的因素及实现这种表达的途径作了深入的探讨。     

“三个代表”的有力诠释

“三个代表”是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非典”疫情使我党面临严峻考验,它 考验我党是否真正关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否具有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对“三个代表”做了有力的诠释。     

“三个代表”:凸显新的发展观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主题,形成了我党的发展观。党的发展观是政党关于社会进步和自身前进的理念和主张。党的历史方位的变换决定了发展观的演进。考察我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的发展观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换相适应,实现了从“发展是硬道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演进。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凸显了新的发展观。     

“党内合作”特殊形式的形成过程

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合作,这是我党在大革命前夕在组织方面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是在“几经研究再四审慎”后才作出的.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反对同任何党派合作到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党的“一大”在党外关系上,主张对“现有多政党“采取独立、攻击,排外的态度.”1922年1月,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希望国共两党相互合作.从此,我党开始同国民党进行接触。但在如何对待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反对共产国际驻我党代表马林关于“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第一次直举战争后,迫切需要我党探寻解救中国问题的方案.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开始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7月我党召开了“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     

不是“一阵风”而是“四季风”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这是我党首次专门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定的党内条例,被视为“党内法”。相较“八项规定”,它的效力和规范程度进一步提升。我们由此看到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的理念、思路和决心。     

藤条箱见证“特殊战斗”

<正>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秘密战线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珍贵历史文物——我党地下交通员张宗伟用以携带秘密文件的藤条箱。这个藤条箱为长方形，通体呈灰黑色，长69厘米，宽50厘米，高25厘米，重3千克，箱内有薄木板夹层，用以隐藏秘密文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藤条箱，却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东北地区开展地下斗争的见证。     

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三为”方向

在我党的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失误。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我党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人为地把改变生产关系和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当做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陷入“唯意志论”泥坑;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我党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     

刘光典:台湾岛红色特工“三杰”之一

正今年是我党优秀地下工作者、辽宁人刘光典牺牲55周年。多年来,他的名字不为人知,他的故事湮没不闻。经过相关人士多年的多方努力,刘光典烈士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才清晰地展现在家乡人民面前。今年2月,我党隐蔽战线老一代领导人李克农、罗青长、熊向晖的后人们,与刘光典烈士的子女及相关部门人士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刘光典烈士追思会,共同缅怀烈士战斗的一生。     

实践发展与“发展观”的演进

我党的发展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特点,考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分析我党"发展观"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相互承接与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提高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与贯彻力度。     

中共“四大”至“五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原因探析

从“四大”到“五大”,二年零三个月时间,我党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成为中共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尽管我党尚在幼年,党员人数的基数小,但这个增长率仍然是十分惊人的。这个时期党员人数增加如此迅速的原因何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一)随着革命     

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永葆“执政为民”的本色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我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是深刻总结我党执政50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党在新形势下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一里程碑式的进步标志。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要的是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并有效坚持，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永葆我党的生机与活力，     

探“一心为民”之“本”与“干在实处”之“质”

"一心为民"是"本",即本源、根本之意,与我党的性质、宗旨等密切相关,"一心为民"需要永记在心。"干在实处"是"质",即成效、质量之意,与马克思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等密切相连,"干在实处"需要科学指导。     

中国空军的“领航员”——刘亚楼与东北航校

刘亚楼从苏联回国不久,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1947年2月,东北局派刘亚楼到东安检查航校工作。 早在20年代,我党就开始关注航空事业,培养航空人才了。1925年至1936年的11年间,我党先后派出5批共20多人到广州 孙中山先生办的黄埔军官学校航空班及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其中先后学成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等人,他们是最早置身于航空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但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党未能组建起自己的航空队。     

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延安的“窑洞大学”

延安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也是我党历史上辉煌的时期。延安时期我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先后开办了20多所“窑洞大学”。这些学校有: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行政学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工学、民族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     

董必武为何被称为“谍王”

<正>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党内大家都习惯地尊称他为“董老”。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有“谍王”之称。大家知道,我党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周恩来。但在研究我党情报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始终离不开董老伟岸的背影和神秘的侧影。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到1947年3月,董老与周恩来一起战斗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地,主管统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工作。     

任弼时“三怕”

<正>任弼时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16岁投身革命,去世时只有46岁,在我党历史上立下了很大功劳。他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尽管任弼时身体不太好,但他最怕工作少,甘当人民的"骆驼"。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他从苏联治病回国后,医生规定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小时,实际上他经常超出8小时。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