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的“右派朋友”如何躲过“右派”帽子

毛泽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首先就不正确” 1957年6月，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愤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后来成了反右重灾区。     

患难见真情 ——记周恩来关怀聂荣臻的二三事

众所周知,在“文革”10年动乱中,周恩来保护了大批老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许多人这样说:要是没有周总理,“文革”的动乱,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可能还要翻一番。这一点,老干部们体会最深,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聂帅在“文革”中,就受到过周总理     

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

1957年,55万多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冤案。在“反右”运动后,“右派”们被流放到偏僻地区,接受野蛮改造造成惨痛的后果。今天,我们回首往事,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引以为戒。 一、流放“改造” 当时对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采取了下放到农村、农场、劳改队去“改造”的做法。因此,有的“右派”戏称自己为“流放”。 中央各部委的右派被流放到北大荒。殷毅在《回首残阳     

“指标现象”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我党犯有严重扩大化错误的一场政治运动。关于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史学界、理论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原因之外,运动中所采用的“指标现象”这种不科学的政治工作方式也是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     

张泽石：志愿军老兵的战俘人生

张泽石老人曾于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他曾参与领导战俘集中营里的反迫害反背叛的爱国斗争．曾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翻译、总代表。1953年秋停战后被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藉的错误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藉。     

1958年“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述评

人们在研究1957年和1958年这一时期历史的时候,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上,而对于发生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即“双反”运动,则很少论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双反”运动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它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进程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江渭清：敢于顶撞毛泽东的省委书记

1957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7月上旬，毛泽东来到南京。找来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毛泽东对江苏省的反右消极态势不满意．严厉地批评了省委书记江渭清。     

关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内容的再探讨

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我党进行的一场有严重失误的政治运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决议》中的这句话常被理解为数量上的扩大化.笔者认为,这样理解不够全面.“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性质上的扩大化,把一般性右派上升为资产阶级右派;二是数量上的扩大化,把极少数右派分子扩大为55万;三是处理上的扩大化,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作了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大跃进”的发动，是作为“反右派”斗争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接下来的又“一个革命”而搞起来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见过“反右派”斗争的阵势．     

十七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反思

建国以来反官僚主义斗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4月——1957年4月,起初以“整风”、“整党”、“三反”等一系列运动,与官僚主义坚决斗争。后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在“新三反”(即1953年的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运动中,把它与日常工作相     

知识分子道德危机的深层根源

石仲泉在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能有正确的认识。建国后党犯的错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一样，开始是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     

张春桥与姚文元（二）

情况变化了 1957年春季整风时，有少数右派跳出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毛泽东经过对形势的分析，于1957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毛泽东在估计了左中右三种力量对比后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胡耀邦初理冤假错案——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

<正>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发生过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浩劫,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     

1957年：总政创作室艺术家群像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军队“选”出的“右派”远没有地方多，一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不少单位的领导保护部下。例如驻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就公开说：我们志愿军都是左派，没有右派!元帅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了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但是，总政创作室是个例外。     

史无前例的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时,距1956年秋举行的中共八大已近13个春秋了,其个中原委应是众所周知。 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不断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使“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愈益严重的“左”倾偏差,终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与“反右”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不是阴谋,是“阳谋”。其实,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而言之是“预谋”。“反右”本来就是整风的题中之意。在整风中进行“反右”早就在毛泽东的“预谋”之中。“引蛇出洞”是既定方针“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也是我们所希望的。”许多论著都说,毛泽东没有料到在整风运动中会出现“右派趁机猖狂进攻”的局面。新近出版的由逢先     

党帮我圆了大学梦

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一位南下干部，“文革”时期他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我也因此受株连，断了“读书梦”。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本来一直在学校名列前茅，如果凭考试成绩读高中，升大学，应没问题，但因父亲是“右派”，我哪有资格被“推荐”进高中、上大学呢 ?求知欲望极端强烈的我，作梦都在想读大学，我梦见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大学教室里聆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内读中外名著……回到农村后，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借来高中教材坚持自学，祈盼有朝一日能圆大学梦。 …     

王造时“反苏”冤案

著名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选时先生，解放后背着沉重的“反苏’电袱，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致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为王选时先生彻底平反，他的“反苏”真相才阳白于天下。王选时是江西安福县人，193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拒绝从政，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造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曾两次被捕，两次坐牢，一次遭暗杀，多次失业。但他为真理而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建国后，声名中外的“七君子”，除…     

苏振华：“到此为止!”

2007年10月31日．造反书生徐景贤因心脏病突发，病故于上海家中。在“文革”中，徐景贤算得上是“海上闻人”。“文革”初期，他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在“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人称“徐老三”。     

一九四八年，我党“五一口号”发布之后 为何没及时做出回应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国各阶层民众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迅速作出了反应，发出“五五通电”。并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协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