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的价值转向

技术理性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热议的理论话题,其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学者认为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是人类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实践问题。自霍克海默以来,众多西方学者表现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持续关注,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技术理性时,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将技术理性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剥离,进而一味地批判、否定技术理性,文明社会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治,而且与我国官方所宣传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符。笔者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有其自己发展的历史逻辑,我们应该透过历史的迷幻表象,深层次地分析其价值理性的＂剥离＂与＂统一＂,以期更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重新反思技术理性——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不少西方学者把技术理性的彰显看作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把技术理性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较为丰富和深刻的伦理价值观.技术理性的缺陷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克服这一缺陷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     

外国文学的人文思想资源

外国文学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思想资源 ,贯穿其中的理性传统与人道精神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动力 ,对建构主体性、现代性人格具有重要人学意义。在技术理性盛行、平面化感官化的后现代生存语境中 ,更需要重建价值理性 ,培养高尚的精神追求     

两种相悖的伦理话语：罗蒂与哈贝马斯

罗蒂诉诸于“技术理性”的“无原则的伦理学”和哈贝马斯诉诸于“交往理性”的“普适主义话语伦理学”，以不同的话语方式吁求着不同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     

对生态理性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的几点探讨

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理性的哲学思考顺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中国经济发展也从单纯的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重点分析生态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区别,探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当代中国视角下的可行性发展。     

当代生态文明建构路径选择——从技术理性到生态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然而,建立在高污染、高消耗基础上的粗放式经济发展使我国生态环境资源受到巨大破坏.环境污染不仅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文章探讨了如何实现从技术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建构当代生态文明的路径.     

当代生态文明建构路径选择——从技术理性到生态理性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然而,建立在高污染、高消耗基础上的粗放式经济发展使我国生态环境资源受到巨大破坏。环境污染不仅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文章探讨了如何实现从技术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建构当代生态文明的路径。     

高等教育:现代性批判与共同体构建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缩影和特质。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面临现代性方面的侵袭,陷入了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疏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背离、现实教育与网络教育隔离的异化发展困境。共同体是对高等教育现代性问题的"使命召唤"。高等教育要以共同体的理论工具消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困囿,要坚持技术理性和关系理性的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统一,从主体、机制、实践、网络四个维度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转型路径。     

论马尔库塞主体解放思想的理论逻辑

马尔库塞的思想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时刻处于极其矛盾的状态中,纵观其思想变迁的历程可看出其发展逻辑的连续一贯性,这尤其体现在他学术探索的根本问题———主体解放思想上。马尔库塞主体解放思想的理论逻辑是:人的本质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控制一切的意识形态,技术(工具)理性排斥了价值(批判)理性,劳动成为歪曲人的本质的异化存在。克服异化的关键点在于重新实现传统的技术理性和价值(批判)理性的统一,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恢复个体否定、超越、批判的主体理性能力。而实现主体解放的现实路径是树立新感性和进行艺术革命,因为感性是人的最真实最具体的存在,也是理性的源泉和基础,艺术则是使感性与理性协调的中介。     

理性与价值的哲学审视

理性与价值在哲学史上经过古代的原始统一之后,近现代以来便进入了决然的分裂与对峙状态。这一哲学现象,是人类社会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深层根源。解除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分裂,首先必须厘析理性与价值概念的本真含义,明辨它们相互区别与交融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念的价值哲学,其根本理论旨趣就在于:实现人类理性与价值的高度融合,创造人类未来生存的幸福和谐。     

公共性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现代性批判和反思是当前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域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盛行、人的主体性膨胀、社会理性分裂等西方现代性问题予以前瞻性揭示与批判，并指出解决方案只能是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扬弃了西方现代性内在的资本逻辑，以引导“公共人”成长来发扬人民主体性，其内含的公共理性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使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有着本质差异，这为我们反思西方现代性以及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     

森林资源人为扰动的生态意识形态控制研究

经济全球化以来,人类活动对森林资源的过度扰动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意识形态是人类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扰动的控制手段,其功能主要表现为“生态认知”和“生态自觉”。实现对森林资源的“积极扰动”,需要转变已有的意识形态:哲学观上从“人类中心”向“和谐共生”的意识形态转向、社会价值观上从“技术理性”向“生态理性”的意识形态转向、经济产出观上从“经济功能”向“生态服务”的意识形态转向、文化观上从“掠夺自然”向“敬畏自然”的意识形态转向。     

道德理性的反思与建构

道德理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诉求的是善,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我国的传统道德理性,既有合理的需要传承与弘扬的积极因素,也有需要加以克服、矫正的消极成分。为此,必须坚持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对传统道德理性进行合理地扬弃,进而构建健全的道德理性。     

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同一:发展失衡的理论之源与重塑路径

作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两个维度,价值与理性的分裂不仅造成人类对自我的过度自信,从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且也使人类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精神的能量,从而丧失了道德主体的伦理关怀,泯灭了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自抑能力,最终导致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因此,消解价值与理性的裂痕,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最终达成以超越主客二分为核心的文化样态,就成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根本途径。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途径的演变及其启示

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先后经历了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多元理性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政策分析的因果关系主义途径、实用主义途径、实证规律主义途径、建构主义途径,通过分析反思西方政策分析研究途径背后的基本预设,发现西方在政策分析研究中存在预设者、预设主义、科学主义预设、实用主义预设的基本问题。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研究要在对西方政策分析途径预设反思的基础之上注重"持续批判吸收"与"根植中国场域"相结合,推动"战略化政策分析途径"的创新,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构建"我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专有学问,避免研究"绝对主义"的误区,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平等观: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理性反思

平等观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核心价值基础。在传统文化视域范围内,追溯传统文化对平等观的滋养,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理性认知,担当起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责任,就是平等观的文化认同,传统文化的理性教化,社会实践的价值融合,使之成为当今社会传统文化审视平等观念的理性需要。     

迷失与回归：生态文明的人性注解

技术理性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又使人的发展陷入了理性的困境,导致了人性的迷失.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促进了人性的回归.由于人类文明的程度和人性发展的程度互为尺度,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对人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和发展.     

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财富巨额增长的同时，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及其相应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凸现出来，从而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历史的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此同时，知识...     

创新的理性解读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概念和人类活动 ,它存在于人类有意识的各种活动中 ;价值引力是创新成为可能的深层次原因 ,创新价值有三种情况 :正值、负值和零值。我们要理性地追求创新价值 ,避免无价值或零价值创新     

道德理性、道德敏感与道德宽容

道德理性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它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指向的是善,诉求的是善,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道德敏感和道德宽容是道德理性的重要表现。在道德敏感和道德宽容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文化张力,使之适度,切忌走向偏执,这是道德理性健全的重要标志。